伯大尼

1.我读到许多“禁书”

非常幸运的是,我在美国可以读到许多我在大陆无法读到的宗教性的禁书。这些书籍不仅增加了我的知识,也逐渐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读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传》时,我不仅佩服其信仰之坚定,人格之高尚,更为他那一颗诚挚无伪的爱中华的心所感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他所创立的内地会的教士中,有58人殉难。此外,还有21个小孩遇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厅情愿赔偿,也不接受。”(P292)直到看到这一页,我才真地相信了印在该书封面上的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不仅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也把他的爱妻和子女的生命放在了中国这个祭坛上。
戴德生的不朽生命强烈地震撼了我愚昧的心。在这颗神圣的灵魂面前,我不得不低下我高傲的头颅,我终于看见了历史的另一部份真相:尽管某些西方传教士是怀着民族优越感到中国来的,尽管也有人做了一些坏事,但是毕竟有许多传教士像戴德生一样,他们到中国是出于爱神、爱中国人。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手中拿的那一本最宝贵的书是圣经,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他们不是中国人的敌人,而是朋友;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神的使者、信徒。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得不承认,我以往并没有像戴德生那样爱中华,更谈不上为了中国献上自己的生命。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像他那样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并为这个信仰舍弃自己的一切。
虽然我至今无法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基督信仰怎么会和大炮一起涌入神州?但是,大炮轰开的毕竟是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使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在船坚炮利的震撼下,下决心向西方学习,并由此中国人迈开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步----科技利器----物质文明建设,这是无法否定的历史史实。我还看到了被官方纂改了的历史的另一面:即传教士为了中国人民从“以理杀人”的礼教下解放出来,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连胡适也不得不感叹,宋明至清八百年间,理学家未曾为妇女裹小脚喘过不平,反需要等到传教士抵华后才逐渐将它破除。至于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