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谁之罪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在那个黑白颠倒的血腥年代中,我亲眼看见了许多人极其无耻、极其残暴的表演。为什么一个人的心能变得那么黑暗,那么狠毒?为什么那么多的人,突然间同时都像发了疯一样?我苦思多年而不得其解。难道人心真的像古希腊神话中“潘朵拉匣子,”只要你一打开它,一切邪恶的东西就都跑出来了?
虽然痛苦,但我终于认识到:单凭一个“伟大领袖”,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人类悲剧。如果,我们不想为任何一个人在“文革”中所犯下的或罪行、或错误、或过失、或违心之事开脱;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如果,我们要为自己不是在暴力的直接威胁下所作出的一切选择负道德责任,那么,每一个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罪恶的人,都不能把他犯错误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外界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必须反省,我们的心性中有什么东西是发生这一切罪恶的根源。
我又反覆思考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中华民族没有真正深刻地反省十年浩劫?为什么只有巴金写了一部堪称忏悔录的大作?为什么许多老干部重新工作之后,只是控诉四人帮怎样迫害他们,而从不忏悔他们以往整过多少人,害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为什么号召我们严于解剖自己的伟大导师,却对自己一贯文过饰非?我的结论是: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漠视罪存在的人性基础。久而久之,我们感受罪的敏感性,我们忏悔自己的罪的能力,越来越微弱了。
感谢神!在“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的真理之光的照耀下,我逐渐地敢于面对自己、反省自己了。我认识到,第一,虽然世人对我的评价还不错,但是,他们看见的仅仅是我的外表和行为,而看不见我的内心。我内心中的黑暗,唯有我自知。第二,虽然我时常做好事,但有时做好事并不是出于好心。虽然我没有作某些坏事,但有时并不是不想作,而是没有胆量、机会、条件去作。第三,虽然我有一个美好的理想自我的形象,但它与生活中的真实自我相距甚远,对我来说,理想的自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当我敢于真诚地面对我的心灵,当不推诿自己的责任,不把自己的弱点、过失、错误归于社会和他人,我便深切地感受到在我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的那股恐怖和强大的黑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