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思想
到克城后,我妻子与孩子,每星期五晚上,都去大学附近的中华克里夫兰查经班。每次我开车送他们到查经班后,自己去实验室。查经结束时,再去接他们。有时去早了一点,查经还未结束,出于礼貌,我只好坐下来听听。看见他们对圣经逐字逐句地学习、理解、谈心得,酷似当年的政治学习,我觉得可笑。听到他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罪人,并断言世人都有罪时,我相当不快。我工作认真,待人诚恳,克己助人,一直赢得人们的尊重。扪心自问,何罪之有?我虽思想抵触,但也试着为工作、生活中的问题,常常暗自祷告。祷告后,问题都迎刃而解。使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一种暗中助我的,超然力量的存在。因此,我开始向基督徒提问题,但不少回答不能使我满意。有人说:“应该先信起来。只要信了,你就会感到神的存在。”对此我颇为反感。我还没有认准的事,怎么可以“先信起来”呢?当时,我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怀疑态度,便有朋友说:“如果你能信神,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成为基督徒了。”我虽不时参加查经,但仍满心狐疑,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
一次,查经查到马可福音第九章,一个人求耶稣为他儿子治病。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段经文引起大家共鸣:信主,但信得不足。我为孩子父亲的诚实和恳切态度所感动,开口暴露了自己的活思想:“我对耶稣至今半信半疑,这是由我的特定身份决定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经过文革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勤于思考、崇尚个人奋斗的知识分子。”见大家投来的惊异目光,我索性将心里的话倒个痛快。“从认识论看,在原始社会,人类的认识能力低下,被各种自然现象所威慑,于是把打雷、地震、山洪等当着火神、地神、山神,顶礼膜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对自然的深入认识,人们逐步抛弃了神的观念。因此,有神论是知识低下阶段的产物,无神论则是知识上升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论。”我的潜台词是:像我这样一位在国内受过高等教育,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去搞迷信、拜神,不是太可笑、太不光彩了吗?
文革开始时,我正在文革旋涡中心的北京大学就读,目睹了文革的全部过程。我全身心投入,但被对立派绑架、毒打后,发配到内蒙。后又辗转于河南农村、煤矿、机关,直到一九七八年才重返学术生涯。整个国家的满目疮痍,个人身心的深刻创伤,使我下决心不再去崇拜任何人和事。好不容易从对人的迷信中醒悟过来,我怎么可能又去崇拜一个洋偶像呢?只有我真正相信的,才可能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有自己的事业,能用所学为社会服务,尽力助人。我内心充实,不需要别的精神支柱。宗教信仰只不过是无知老妇和心态软弱者的拐杖。生活经验告诉我,一切得凭个人奋斗,别的什么都靠不住。我慷慨陈词,甚至引用了〈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对我的发言,查经班中议论纷纷,我却不予理会。
与我的高傲、自负相反,团契负责人、西方储备大学医学院的唐兴礼教授,却十分谦和地对我说:“你的这些问题并不奇怪,我们初信主时也遇到过。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多学习。对圣经、对基督教有较多了解后,再决定取舍也不迟。”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他是教授,尚如此谦卑,我一个博士后,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既然圣经中有答案,不妨去找找看。从此,我每周参加查经班活动,还向团契的弟兄姊妹借书。又从宾州和加州的福音书店定购了一批参考书,希望从中寻求答案。不看则已,一看就被强烈地吸引住了。这些书把我带进一个我从未涉猎过的广阔领域,在我眼前展示出属灵世界的奇特画卷。我如饥似渴,贪婪地吸吮着,我手不释卷,每天读到深夜。疑团逐渐消失,心里慢慢亮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