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妥协
信主
我是1926年4月25日生于杭州,在上海附近的松江县长大,母亲是卫理公会的女传道,虽然父亲不信主,但也不反对。家中便由母亲作主,发展了教会学校、家庭礼拜,并发给小孩每人一本圣经,因此我很小的时候,便听了很多道,也自己祷告,自己看圣经。王明道先生,宋尚节博士都来过松江。虽然如此,到了五年级时却开始反对神;为什么神要造魔鬼,若不造魔鬼,人就不用下地狱,主耶稣也不用钉十字架了。问题越问越多,感觉神似乎还不如我聪明,如此反对神约有四、五年之久。当时正值日本侵华,心中不解,为什么神要造人,造了人又让人受了这么多苦。一直到初中二年级,才因着“荒漠甘泉”慢慢在主面前谦卑下来。初中毕业,神带领我到浙江西部的天目山地区念高中,生活虽苦,但属灵经历却很丰盛“更多地认识了主。
献身
高三那年寒假(1945年初),主让我见到主耶稣是如何爱我们,以至于为我们放下天上的荣华,降卑来到世上,主这样为我们舍弃一切,我也愿为主放下一切个人的野心,如想考大学、念理工等等,而将自己交在主的手里,主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但我奉献了自己,主并未立即回应我,直到暑假,一次通宵祷告,感觉与主非常亲近,在接近天亮时,我打开圣经,主的话一句一句的跳出来,使我心里清楚明白,他要我撇下一切,一生一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
等候
但就在这天清楚蒙召之后,主却将我置于黑暗中两个月,无论怎么祷告都没有亮光。学校那时说我信迷了,但我却清楚知道,主的确要我撇下一切来跟随他。我已表明不论去新疆、蒙古,或任何地方,要我吃任何苦我都愿意,但神既不回答我,也不给我讲道或医病赶鬼的恩赐。因此,我就先教了十年的小学,这是主头一次的拦阻。
后来日本投降了之后(45年夏),我回到松江,又教了两年书,之后便进入上海的中国神学院读了三年,其间在上海守忠堂实习时,正值49年春天。49年5月,解放军解放了上海,聚会被停止了两个星期。我正好趁这两个星期,好好祷告,因为知道这一新的政权开始,必然会使教会、传道人多少遭遇一些难处,也有一些传道人因此改行。我求神让我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一直到死,还能站在传道人的岗位上。但出人意外的,主却再次拒绝我,并用罗马书第十章“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来回答我。我说,“可是我已经奉献了!你也已经呼召我,要我背十字来跟随主!”主却告诉我,奉献与背十字架跟随主,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该做的事,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作传道人。我又说,“但我已经念过神学了!”但主说,“念过神学院,不一定能传道,不念神学也不一定不能传道。”我说,“神学院派我来的。”主又说,“神学院差派你来不等于我差派你。”我最后无言以答。主甚至还要我辞去传道人的职位,另找一份差事。我回答,“若是主的意思,我愿照行。”因此我就准备另找一份工作,即使打杂、扫地,我也不觉得羞愧。
磨练
但主却不如此带领。当时失业人多,连一份扫地的工作都找不到,想作工厂里的工人也没有机会。主带领我作了代课教师,教初中的数学和物理。不但如此,学生很喜欢我的教导,连校长对我的印象也很好,但我却清楚,主的目的不是要我去教书,更不是要我去追求世界、爱世界,仍然要打属灵的争战。果然就在那几年当中,虽然在教书上很顺利,但却一个争战接着一个争战。甚至危及到我的政治命运。如此总共教了八、九年的中学,后因结婚的缘故由上海调到天津。在天津中学教了才两、三个月,就下放了(57年);那是中国头一次将干部下放到农村里劳动。这是神要给我换个环境;因为在农村里,更有机会向人传福音。那时,主让我清楚的知道,他已将传福音、作见证的任务交付给我。只要有人看到我在读圣经而来问我,我就把福音传给他,甚至也向我的领导传福音,他便对我说:“你这个思想真反动。”这点也正是共产党最反对我的地方:“你要传福音就到教堂去,这里是社会主义的阵营,不准传福音。”
在那时,所谓礼拜堂,早就掌握在三自手里,且越合并越少,没有一个传道人敢传真正的福音,如传讲人有罪,传主要再来,这世界要毁灭等。并且,共产党所谓的信仰自由,只能在心里信,向人传就是犯法,违背党的政策。但我不听这一套,只要主给我机会,我就把福音传给别人。如此冲突越来越大,他们见我不听劝,便用抓、整的办法。
被捕
那是64年,公安局头一次到我家来抓我,审问我如何传福音等等。但只要他们问到与弟兄姊妹有关,与传福音有关的事,我一概不回答,因为当主在大祭司面前受审的时候,他也一句不回答。在公安、共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下,当天就被下到监狱去。之后的一个月里,共审问了我八次,而我仍是一句也不回答,他们对待我因而一次比一次严厉。但从初次进监狱,坐上公安的吉普车开始,我心中就一直很平安,知道这是主的带领,也知道坐上吉普车的那一刻起,便是我一生的分水岭。之后几次的审问中,除了传福音,为主作见证,我从始至终不交代一句话。
审讯
八次审问中,第七次时,预审员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了五个题,不是关于我有什么罪的问题,而是关于远志新的政治问题。其中第五个问题是:你对基督教界发起三自爱国运动怎么看?但我根据圣经,认为这三自运动其实是被政府操纵的,便想照着圣经的话回答。但圣灵却在我心中拦阻,并且把一节经文放在我的脑海中,“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太7:6)平时读这节圣经并不明白,但这时却在心中发出亮光来——我对三自的这些认识,原来是从神来的,而圣经是圣物,为何我要把圣物(对三自的认识)给狗、猪呢?于是我对这个问题便不正面回答,而写了刚才圣灵如何拦阻我的事,和那节经文,且解释这节圣经并非骂人,而是指不把圣物当圣物的人便如同狗、猪一样。
这件事把整个公安局都震动了,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嚣张的犯人。于是第八次审判时,屋子里站满了许多干部,连先前审判我的预审员都站着,只有一人坐着,看样子是上面的首长(一直到两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某某官员的死讯,才知道他是当时公安部的部长)。
他一看到我,就狠狠地瞪着我,等我坐下便说:“你啊!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在我们手里审过多少大牧师、大传道,都没有像你这样的。”接着便说了一些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事。靠着主的带领,我一句话也不答。这件事变成了我几项大的罪名之一,而且是在监狱里新犯的罪。
无期徒刑
从64年被捕到文化大革命(66年)整整二年之后,我终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圣经上说若有人要跟随耶稣,便要撇下自己的父母、妻子、田产来跟随主,这节经文成为我亲身的经历。下放的时候,教师的职分首先被卸下,被捕后公民权被卸下,被判了无期徒刑后,妻子要求与我分手,她为我的缘故被红卫兵批判得很厉害。我想到圣经中的教训,如有不信主的配偶要离去,就可让他离去。虽然我的妻子是信主的,但我不想将十字架硬压在她的肩上,因此我同意离婚。但这却是神怜悯我,我在监狱里无妻无子,对我大有好处。正如圣经中所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召他当兵的喜悦。”(提后2:4)因为没有妻小,我可以无牵累、无记挂的拼上命跟随主。
坚持
从64-67年之间,主引导我作了一个见证,就是“不认罪、不悔改、不接受改造”。政治学习时我不发言、也不念毛主席语录、不喊毛泽东万岁、举手不举、革命歌曲不唱、什么表态的报告都不写、改造日记上一个字儿也不写,凡遇考试只写自己的名字,其余空白,自然得零分。
68年,犯人搞文化大革命,我因此被当成是一个重点,是反改造分子的典型。无论他们如何整我,我都不肯合作,但却被他们找到一个破口,就是我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祷告,于是他们便想出一个办法要控制我。我若要吃饭,便不准祷告;要祷告,便不准吃饭。等到我饿了几天之后,他们把一个窝窝头放到我的口边,但他们一听到我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就把窝窝头往地下一摔,打起我来了。而我的原则是,如果他们把食物放到我嘴边,我感谢神后也照吃,因为保罗对提摩太说:“凡神所造的都是洁净的,藉着感谢祷告,都成为圣洁的了。”反过来说,未经感恩的饭便都是肮脏的、污秽的。如果是塞到我嘴里,强迫我吃,平时吃饭都是默默的祷告,但如此一来,我便大声的感恩。他们很生气,让我饿了七天。我的同房在文革期间百般地欺负我,但主的话帮助我:“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些平常看似很傻的话,但那时却是厉害的武器。
刑求
我在饿了七天之后的那天晚上,所有的干部都来了,组长(也是犯人)也来了,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审问。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列着几张椅子,等干部坐好了,组长扶着我站在桌子前方,他们就提了许多挑的问题,主带领我一句也不说,无论他们怎么羞辱我、骂我,我都不说。当时我后方站了一批犯人,见我不说,便批哩啪啦打上来了,头上、胸上、腿上,直到我昏过去。感谢主,昏过去是主给我的恩典,因为如此便什么痛苦也感受不到了。过了一阵子,我耳朵中听到轰轰的声音,又听到有人说:“起来!起来!”,我便慢慢地醒过来,从地上撑起来。起来之后,干部又继续问我,我仍然不答,于是又挨打,再次昏过去。一直到半夜,他们拿了一个铁罐,里面装了玉米稀饭,接了一个管子,我一看到玉米稀饭,便知道他们准备要灌我,因为过去有过类似的争战。于是我便事先祷告:“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他们便将管子插进我胃里,开关一开,玉米稀饭便流到我胃里面,一直到灌完为止。大概是打得太厉害的缘故,刚灌进去的粥,一下子全都吐到地上。这次队长自己脱了鞋用鞋底批哩啪啦的打我。后来有一个队长想出一个办法,要我把吐出来的东西吃下去、舔掉。当时主立刻给了我一节圣经:“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我就将吐出来的东西都吃回去了。这次吃回去没有再吐,吃的也比较舒服。最后他们用冷水泼我,并说:“今天到此为止,明天再来。”
禁食
第二天,只有一个队长来审讯,他说:“我就不信制不了你,一只驴,一匹马,我都能制服,难道还制不了你?”于是就把我带到一个院子里,他问我:“有神没神?”我一句话都不答,他就勾我一只脚,再向后一推,我就跌倒了。等爬起来之后,他又将我弄倒,一次又一次,大约过了两三个钟点。后来又来了一些队长,倒也没有再给我更多的苦头吃,他们问我恨不恨他们,我说:“我一点也不恨你们。”于是他们说:“明天再来。”实际上,他们明天没有再来了。从那次开始,他们不再七天不让我吃饭了,而用渐进的方法,队长不再来了,而是等其他犯人吃完后,组长带我去另一个房间吃饭。我一看便立刻祷告,他们一看我祷告便踢我,要我不要祷告。他们不让我祷告,我就不吃了,他们说:“让你一个人吃你还祷告。”但最后他们还是让我先祷告完以后再吃。这样,他们让我三天吃一顿饭,一共吃了六个月。因我不干活,不用力气,是集中学习的,所以虽然瘦是瘦了一点,却并未生病,而且还有力气做一些小劳动,如扫地、洗衣等。这样三天吃一顿,过了一两个月时,狱中的政委找我谈判,说可以把我的吃饭当作是信仰问题,允许我祷告,但有个条件,就是不许做出祷告的样子,不许让人看出来我是在祷告,我可以在心里祷告,信仰在心里可以,但表现出来则不行。我就对他说“你们说‘信仰’,我们作基督徒的说‘信心’,一个真的信心势必有行为表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时主也提醒我不能在这点上让步,我想到主耶稣在感恩时,举目望天,一定有表情。这样谈判便不成功。争战还继续下去,一直持续了六个月(68年春到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高峰期过去,他们也不再问我祷不祷告的事了。虽然政府不再为难我,但那些同在牢房的犯人,因知道我是反改造份子,没有政府作后台,便用各样办法来欺负我。有的用铁棍子打我,打到我昏过去,有时拿着我的两个窝窝头,不许我祷告,我一祷告,他们就把我的窝窝头扔在地上,我捡起来,拍去上面沾满了的泥,照样吃下去。但感谢主,就是吃下去,也从来没有拉肚子。
忍耐
70年的冬天,政府又想要制止我,便把我调到一个最厉害的中队。很多调皮捣蛋的犯人,到了这个中队的小组以后,马上变得老老实实。于是他们把我调到这里,约有四个月的时间。在这个中队里,也是三天吃一顿饭,但得干活。我因身体好,力气大,于是他们叫我干重体力活。干重体力活,仍然三天一顿,我身体很快便垮了。有时头晕,连走路都会跌倒,甚至后来一次只能铲起两三块铁块,车也装不满,耽误了整体的生产。虽然只耽误了几分钟,但这在生产上是不允许的,所以大家便把我打了一顿,我的眼镜也打破了。其他人其实看得出来,我的力气一天天衰弱,继续下去只会耽误生产的进度,所以便把我换到外边去弄石头。当时正值冬天,他们不许我穿棉袄干活。我知道他们其实不在乎我干多少,因看我不顺眼,只想叫我远离他们。而我也做不太动,所以站在外边,把铁叉竖在一旁,自己站在一边,又冷又饿。这时,有一个军代表从我身边走过,一看我没穿棉袄,便责备我为何不穿棉袄,我说是组里不让我穿,这位军代表一听便不做声,因为他也听说过,厂里有一个这样的反改造分子,所以他就回去了。但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当我身体快垮掉时,神藉这军代表提了意见,我便调到第二中队。二中队里的活有轻有重,我在里面换了工作,他们也不再要求我吃饭不能祷告。队长告诉我,不要以为我胜利了,我嘴里虽然说不会,心里却感谢神。在那里我身体很快就复原了,这是从70年冬天到71年春天的事。我总共在狱中待了23年。
试探
以后监狱情况有了改变,周总理下了一道指示:重刑犯(亦即最少被判15年以上者,或者20年,或者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只要有好表现,便可减刑。从那时,许多无期徒刑的犯人都有了盼望。于是,真的有大批的无期徒刑犯人,被改判为有期徒刑。原先在71年时,无期徒刑犯人约有200多人,但是到74年,无期徒刑犯人只剩6个。而到了78年,只剩2个,一个是我,一个是经常闹事的人。79年后,我和那个人便被转到宁夏银川的中兴监狱。当时只要我肯将协议书送上去,就可以考虑减刑,但我清楚神的旨意,是要我做不悔改、不认罪的见证。所以我照样不发言、不唱革命歌曲、不举拳头,凡牵涉到改造犯罪思想的,我都拒绝。但后来党的政策更宽松了,虽然我都不妥协,81年开奖惩大会的时候,减刑名单上也出现了我的名字,又给我法院的判决书,上面写着因为我悔改了,因此给我减刑,从无期减到6年有期徒刑。
抉择
当我拿到判决书,我的心情和过去拿到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不一样。过去我拿到判决书是高高兴兴的,但这次我一看,上面有了污秽的东西,因为按着刑法71条规定,减刑必须要确实悔改,如果我接受了减刑,等于承认悔改了,也就是把神过去叫我做的事当作罪行。于是,我在收到判决书的当天中午,就具文把这份裁定书退给法院,并且告诉他们是他们弄错了,我并没有悔改,也没有一件事是从悔改的出发点做的。法院对我的申诉不理不睬,监狱长倒找我谈话,他说:“你悔不悔改我们不管,我们是执法机关,法院判你哪一天出去,我们就哪一天放人,不能多关你一天。”果真如此,我到时候是不是要赖在监狱里不走呢?那时,监狱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有期徒刑的犯人,期限满了却不肯走,一因他无脸见家乡的人,二是他在牢中还有可吃的,冬天有棉衣,夏天有单衣,加上在监狱里两个月可洗一次澡,有电影可看,过年过节还可以吃一顿,出去后这些都没有了。因此到了他该出狱的那天,队长要他出去,他就是不出去,甚至躺在地上。队长想要拉他,但拉不动,就找了七、八个武警把他抬了出去。这使我认识到,我还不能不出去。法院弄虚作假说我悔改了,我拒绝,但监狱要把我弄到大墙外,这我无法拒绝,那是神给他们的权柄。
见证
神让我又在监狱里待了六年,一点点清楚他的旨意,因此时候到了我便出去。出去以后,我便有了公民权,可以到南方去,但神给我两个意念。一是不离开银川,继续站在犯人的地位,这个犯人不是指着大墙以内的,而是墙外的,向众人表明法院错了,把我当作“悔改”放出来的,但我并没有悔改。即使我不用嘴说,不用手写,但我用行动表示我没有悔改。这样的行动若是持续到死,便是“死不悔改”的人。(以巴弗是1987年5月22日被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