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布真
十九岁的司布真(Charles Haddon Spurgeon, 1834-1892)到了伦敦新公园街浸礼会,坐在基勒博士(Dr. John Gill)的椅子上。那乡下的少年,以为连给伟大的基勒博士擦鞋都是光荣,现在竟然穿基勒的鞋!
当然,那时的查理司布真还不知道,他将来的成就要远超越基勒,全英国以至全世界都要感觉得到。
查理.司布真,英国十九世纪真理的声音,于1834年六月十九日,生在开福顿(Kelvedon)。他的父亲约翰.司布真(John Spurgeon),是公理会的牧师,有十七个孩子,查理是长子。在他幼年的时候,父亲移家到考彻斯特(Colchester),并照顾附近市镇的一个教会。查理大部分时间跟着祖父,同住在古老的司坦本镇(Stambourne, Essex)。他从小受福音派信仰的熏陶,内心深深感觉自己有罪,不能荣耀主的名。
约翰司布真忙碌于教会事工,时常在外,少有时间照顾孩子们。但母亲非常敬虔,经常教导孩子们圣经,逐一为他们提名祷告。
查理所受正式教育不多。因为他是长子,父亲收入有限,他觉得有责任帮助家庭,至少不该增加父亲的负担;因为那时进牛津和剑桥大学,费用非常昂贵,而且必须是国立教会的信徒,他父亲属于非国教的独立教会,子弟根本就没有读大学的希望。所以他在一所小的学校,作个助理教员。不过,他自己勤于读书,自修法文,拉丁文,后来也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并精于数学。后来,接受朋友的建议,他自己设私立学校,招收学生。
有个冬天,他在考彻斯特家中。照他的习惯,每主日都要去教会聚会。但那天风雪实在太大,中途不能继续前行,就改去附近的原始循道派教会。本来就小的教会,那天人数更少,大约只寥寥十几个人。牧师也可能因为天气恶劣没有来,由一个瘦瘦的人代替讲道。那人似乎只是一名普通信徒,他的经文:“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赛四五:22)
那讲道者的语音拙劣。他说:“我的朋友们,这实在是一段简单的经文。你只要仰望,用不着费多少力量,不需要动手劳脚,只要仰望。用不着大学教育,谁都能够仰望。你可能是个大笨蛋,你也能仰望。一个孩子也能仰望。...耶稣基督说:‘仰望我。’”
讲道者似乎再无话可讲。出人意外,忽然转向司布真,指着他说:“年轻人,我看出你非常痛苦;你如果不顺从我的经文,你将一直痛苦,活着痛苦,死也痛苦。如果你现在顺从,就必得救。年轻人,仰望耶稣基督。你不需要作什么,只要仰望而得生。”
那讲道实在粗浅,但带着神救恩的大能。司布真后来写着说:“我仰望,阴云立时消散,看见了阳光。我能够站起来,同最热诚的会众歌唱基督的宝血,只用单纯的信心仰望祂。”
当天晚上,司布真兴奋的告诉他父亲,那天的经历,如何得到救恩。父子谈到夜深。
查理为要明白真理,时常读圣经。他日渐清楚坚信,人类的希望,在于圣经所启示的神。人类凭自己的努力不能自救,只在于神在基督里为世人成就的救恩。因此,他知道清洁的行为,是发自重生的新心。
他立即向人见证悔改重生的好消息,说明在基督里的满足和喜乐。他也接受神的呼召,传扬十字架的福音。
查理司布真的事奉,由教导主日学开始。不久,一位年长的信徒,临时安排那年轻人,在剑桥附近的一个乡村小教会,作第一次讲道。那实在是个考验。查理选定的讲题经文:“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彼前二:7)他那时还不满十六岁。
参加聚会的人数不多,不过,进行很顺利,司布真并没有紧张,也未中途词穷。有个妇女显然很希奇,在将要结束的时候,突然问道:“你多大年纪?”小布道家严肃的回答:“你必须等聚会过后才发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唱诗。”
在剑桥一带,查理成为颇受欢迎的讲员。他愿意不倦的工作,不倦的学习,不倦的从工作中学习。他走遍邻近的乡村,进到村舍里,问是否可以借用他们的客厅,作聚会之用。多数是得到许可。于是司布真就在那里讲道教导。如果遭受拒绝,他也不在乎在树荫下聚讲。许多人听到他的信息:不止是出于好奇而听孩童布道家,是生命得到真实的改变,重生得救了。
1852年,未满十八岁的少年查理,正式受任为剑桥附近华特滩(Waterbeach)教会的牧师。听到他的人见证说:“他的讲道非常出色,像是有一百岁经历的成熟基督徒。”他的会众有时达到过四百五十人。他们热爱那位年轻牧师。
他的名声传扬开来。这对初出茅庐的人,确是一个试探。就在那时候,他听到了有个声音警告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
1853年十一月,他照常领华特滩的聚会。在打开诗歌本的时候,发现有一封从伦敦给他的来信。打开来看,是伦敦新公园街浸礼会的正式公函:邀请查理司布真,这乡下孩子,到那著名的大教会去讲道。司布真回信自我介绍说:他虽然已经有两年牧会经验,不过,他只有十九岁多;如果他们认为没有不合,等十二月十一日,他才可以去,现在无法分身。回信来了,接受他于那天去。
司布真于前一天到达伦敦。那是个阴寒的日子。教会的执事为他安排住在青年宿舍。他一夜不能好睡。
1853年十二月十一日的主日,司布真向人问路,孤单,穿巷过路,徒步走向那历史性的教堂。
伦敦新公园街浸礼会,是非国教教会中有数的几个大教堂之一。外观巍峨宏大,进到里面,才更觉得宏大;偌大的建筑物,只有几十个人。新公园街的盛况和光荣,已经过去了。
司布真那天的经文是: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祂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
动的影儿。(来一:17)
年轻的讲员说:“没有祂,大地是一个黯淡的穹窿;有了祂,就是亮光和喜乐;在这走廊的尽头,要进入更光明无比的蒙福境界。”
聚会结束的时候,会众感到惊奇:这少年与所有外来的讲员不同;他的声音有吸引力,清越而带着超凡的能力;他远比实际年龄更成熟,难说他的智慧或外观哪个是实际年龄;而他对圣经是那样精熟。
晚间的聚会,每个参加早聚会的人都回来了,并且带别人来。那次的经文是:“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在神宝座前。”
讲员不管下次会不会再受邀,尽量的传扬基督和祂被钉十字架,指责罪恶,警戒人,勉励人。
教会的会众,在散会后立即开会,决定请他明年一月来两个主日。然后,要他答应半年的试约。但司布真只应允去三个月,双方可以不受约束,随主引导,自由决定是否续约。
新公园街的环境改变了。在主日,街道上非常拥挤,车水马龙。教会的会众继续增加,座为之满。祷告聚会恢复了。许多人来自各阶层,申请加入会籍。舰队街的报社,派记者来,报导聚会的情形。
教会决定立即永久聘请他。但司布真要等到满二十岁,才正式就任。教会可以等。好在那日子就将到了。
从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和韦斯利(John Wesley)以后,伦敦和英国的教会,就没见到这样充满活力。
新公园街的教堂实在太小了。教会的执事们,考虑加以扩建。为了应付需要,租爱克塞特大厅(Exeter Hall),作为临时主日聚会的场所。那也不能容纳各地涌来的会众。唯一可用的场所是皇家音乐厅(The Music Hall in Royal Surrey Gardens),位于伦敦苏瑞园,能够坐万人以上。
新闻报导,查理司布真将于十月十七日在音乐厅讲道。在前几天,教会的俄尼(William Olney)执事,陪同司布真去察看那场地,他们都担心实在过大。但到了那天,有一万二千人坐满会场,外面还有成千人不得其门而入,讲员要从侧门进入。
聚会开始,读经,唱诗后接着祷告。就在那时,忽然有人大喊:“失火!”另一边有人喊着:“楼廊塌了!”一时秩序大乱,人潮争相涌向门外,以至互相践踏,结果七人丧生,二十八人受伤入医院。司布真尽力维持秩序,但声音被混乱所淹没。聚会不得不结束,有的人安静离去。
教会尽量筹款帮助受伤的人,安慰死亡家属。司布真受这事件刺激,神经濒于崩溃,在一个朋友的家中,有好几天是卧伏,濒临死亡,然后慢慢恢复。他决心回到苏瑞园音乐厅。这对于讲道者是严峻的考验:一切都恢复如常,每个主日满座,场地还嫌太小。
没有人表示幸灾乐祸;不幸,对这样的效果,基督教中有些人士加以批评,把司布真讲得一无足取。司布真的讲章集出版后,印销比其它所有的教职人员合起来还多,这就更火上加油。有人说他的神学立场错误;有的说他欠缺教育;有的挑剔他在非“圣堂”聚会,虽然他们不肯供应他所需要的场地。一般普通报刊反倒好得多,他们态度公正,说他真诚而有恩赐。一年后,浸礼会协会的机关报,仿佛忽然醒来,称司布真见解独到,并有神圣的能力,对教会前途有益。
司布真到了成人的年龄,但他还没有按教会的规矩,正式按立。当然,司布真自己不会去寻求名衔;是教会向他提出这意见。他回答说:如果教会坚持,他可以接受按立,也不反对别人受按立;但那不是他个人的意愿,也不认为有必要。他讲了一篇道:“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他以为有神的按立和圣灵印证,是最重要的,也是充分的。这样,按立问题就止息了。但其它的教牧同工,和他的学生中,有“按立”的牧师。
1856年一月,查理.司布真与苏散娜(Susannah Thompson)结婚。婚后夫妇同心,生活简朴,他们每为自己用一镑,最少有五镑用在别人和圣工上面。司布真夫人一生健康欠佳;但她克服软弱,节省的钱,购买成千册的书籍,送给经济条件不好的传道人。她自己养牛,所产的牛奶,家人用不完,卖出的钱,用来在冬天施粥和面包,给贫穷需要的人。
有个喜勒雅夫人(Mrs. Hillyard),自己并不是巨富,但关心无依的孤儿,捐助钱财,供应他们的需要,成为司陶邑孤儿院(Stockwell Orphanage),收容成千的可怜的孩子们。后来司布真的双生儿子多马和查理(Thomas & Charles)先后任过院长。
司布真有时也在伦敦以外讲道。1857年夏,回到剑桥。那里附近的人,在一个村中为他搭建彩门,有三千多人在户外聚集,是那僻静的地方从未有的盛事。
同年十月七日,各界在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举行大会,为了印度的暴动谦卑祷告。那聚会人数有二万五千人。司布真在会前一天,同一个朋友去试那建筑的音响。他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有个工人听到了,以后向人见证说,因那经文而得救了。在那会中,司布真为殉难者遗下的孤儿寡妇募集义款。
在1856年六月,新公园街浸礼会有教会最欢迎的问题:聚会场地太小,爱斯客特厅也拥挤不堪,每天有许多人向隅,事工明显受限制。司布真告诉教会,如果他们不设法解决,他就被迫另换事奉的地方。这是教会所不敢想象的事。教会决定必须另觅适合的地址,建立新堂。地点要安静,而交通方便。结果,找到了近郊的纽文屯(Newington),靠近马车站。要建立可容五千人以上的教堂,当时的造价,估计要三万一千英镑。这在当时是个极巨大的数目。有人说:在那么偏远的地方,造这样大的教堂,如何能够坐得满人?而且还要每主日坐得满?又有人说:那教会永远不能筹得足够的款项,简直是自掘坟墓!
那个乡下孩子,来到伦敦,还只两年。他记得那声音: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
他是为了主的事工和荣耀。
开工后,司布真宣布,要付清每一分钱,才启用新堂。有朋友来看他,约他出去坐车兜一会儿。那人问司布真,建造的费用还缺多少。回答:还差两万英镑。那朋友说:“我要免你焦急,这里有两万镑的支票,可以拿去存在银行里,有需要随时随意多少都可以用。”
到建造完成的时候,司布真只接受了他五十英镑的奉献。
大都会会幕(The Metropolitan Tabernacle),于l861年三月竣工。可以坐五千五百人,加座位容纳六千人也不拥挤。在奉献启用前一个礼拜,三月二十五日,举行二千人的祷告会。
新堂启用的那天,会众聚集到满溢,超过最大容量一千人以上。会众从伦敦,从各地方涌来,要领受神藉祂仆人传出的话,如同渴慕甘霖。从开始,一直到司布真离世的日子。
1860年,教会劝请司布真作短暂的休假。他去到瑞士。
不论到哪里,都有人请司布真讲道。司布真不能不讲道。他最欢喜的,是到日内瓦。他受邀在加尔文(John Calvin)的讲坛讲道;他本来不喜穿宗教外衣,也破例欢然穿上加尔文的礼服。宗教改革史学家奥宾(Derle d'Aubigne),请他住在家里:是加尔文曾住过的屋子。这位年轻的加尔文主义者,正在加尔文写基督教要义(Christiane Religionis Institutio)的年龄,虽然不是迷信,却感觉甚为荣幸。
司布真充分接受加尔文的信仰,包括相信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神在信徒身上和社会每一部分的主权。
当大都会会幕堂还未建成的时候,周间的聚会仍然在新公园街。有从南卡洛来纳州逃出的黑奴John Andrew Jackson,在聚会中述说如何受虐待和脱逃的经过。司布真说:
奴役制度是国家最丑恶的玷污,必须用血来洗除。... 他
们说,那是特殊的制度,正像魔鬼是特殊的天使,地狱
是特殊火热的地方。就我来说,我认为那是悲惨的可厌
的罪恶,绝不跟任何涉及这罪的人相交。
那时,美国的南北内战还未开始,司布真就预言美国奴役制度的罪恶,“必须用血来洗除”,仿佛反奴役的先知殉道者布朗(John Brown,1800-1859)的声音。也许,那是美国反奴役者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的回响。林肯总统也说过类似的话,是在几年以后。司布真又说:我从心灵的最深处恨恶奴役,不论在任何地方。“我可以容纳任何宗派的人,在主的桌子同领圣餐,但绝不与蓄奴的人有任何团契或交往。”
不过,坚守立场总是要付代价的。美国南方的教会,激烈反对司布真,不再销售他的书,甚至有人焚烧他的著作。
同加尔文一样,他注重教育。司布真所带领悔改信主的人中,有些人热心传道,只是缺乏知识;其中有从事一般行业的人,明显有恩赐,也蒙呼召,来向他个别学习,经过短时期,居然颇有进步,引成千的人受浸皈主。不过,如果要这些人去进大学,就难以通过入学资格考试。经过同两位牧师商议祷告,1865年,“牧职学院”产生了。
学院建造在都会会幕堂后面的地上。起初,学生不多,经费的主要支持者只有两人,加上司布真夫妇。不久以后,全英国浸礼会九所学院总共264名学生,牧职学院约占三分之一。学院校友的事奉,大有效果。在十年后,他们共给20,677人施浸;他们的教会增加了30,677人。学院毕业的学生,成为许多个司布真,对以后的世代影响深远。
司布真自己同学生们保持密切联系,同他们个别谈话,一同祷告,有时约在家中用餐。
司布真也是著述丰富的作家。从早年开始,他每周讲道,整理出版,成为讲道集,前后达六十二年之久;最后的讲章是于1917年五月十日出版(第3563号),在司布真离世二十五年之后,真是“虽然死了,因信仍然说话”。
他还有许多别的著作,流行在英语世界,并经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文字圣工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在于传播;传播的功能,是福音影响人的思想,改变人的生命。信息是圣灵工作,可以不胫而传;但种子需要藉胫而播。所以单出版不能达到目的,必须有人推广。
司布真注重鼓励信徒读书。1866年,他召集了几个青年人,开始组成售书会(The Colportage Society),并且建立文字基金,兜售良好的读物,特别对疾病软弱的人有帮助。这是着重根本,很平常,却是有远见的工作。
1887年,司布真对英国浸礼会联会的信仰立场不满,觉得他们有摸棱退步,要求负责人发表宣言澄清。后来争执得不到解决,导致他决定宣布退出浸联会。最使他痛心的,是自己培育的学生,有的也参加了反对的阵营。
司布真半生所负的十字架,一直包括疾病。其中之一是痛风(gout)缠身。在伦敦灰暗的天气,加上痛风发作,容易觉得环境和人生也灰暗了。在这样的心理消沉下,住进医院里,不是好的经验。有一次,这信心的伟人住进医院,为了他将来的经济问题而心情阴郁。一位朋友看见牧师如此,心中很难过,回到家里,搬来他所有的财产契券,放在司布真面前说:“这是我一切所有的,全是神借着你给我的,我可以全部给你。”司布真看了,心情忽然晴朗起来:不是为了朋友慷慨和信任,而是想到为神使用工作的果效,知道自己的愚昧,病就好了。当然,神的仆人不会贪图谁的财物。
五十五岁以后的司布真,健康就有退步的迹象。他到法国地中海边的萌屯(Menton)休养,藉以恢复,就重新得力。
1891年,伦敦有流行感冒。司布真虽然衰弱,仍然勉力工作,继续讲道。不过,他似乎预感自己在世的路程将尽,要求教会增聘讲台的同工,结果邀聘司陶特(William Stott)牧师就任。
五月十七日,司布真在聚会的时候,读经未完,即感觉不支,退下休息。但他渐渐复元。
六月七日,他已能够讲道,经题是:“戴维的典章平分掳物”(撒上三O:21-25)。他勉励会众:“主的爱何等丰盛。事奉主是生命,喜乐,平安。啊,要立即参与!神帮助你,投身在耶稣基督的旗帜下!”这是查理.司布真在世最后的讲道。
那个礼拜五,情况转坏。九月间,移地休养。十月,渐渐有起色。司布真盼望能够恢复工作。但病情又再恶化。
伦敦冬天的冷雾,不适合于病人。于是,司布真由所爱的妻子和几个朋友陪同,在十月二十六日启程再去法国南部的萌屯休养。不过,这次没有复元的奇迹出现。
1892年一月三十一日,查理.司布真在地上的日子完毕,这“讲道的王子”,进入了永世,去见他所传扬所事奉的那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
司布真讲道的特点,也就是他的品格:诚实,坦白,正直敢言。他希望在自己离世的时候,也可以像保罗一样说:“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他的血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徒二O:26,27)
他有次告诉人,他之所以有那样的成就,是由于“我的母亲,和我真理的信息。”
有一位美国的牧师,问他工作成功的秘密。司布真告诉他说,是地下室的“锅炉”,然后领那人去看,在那里,有六七百人为他们的牧者祷告,供应教会热力。那是使徒古老的方法:“以祈祷传道为事”。
讲道王子也是祷告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