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大尼

邦厚福

在那宗教改革发源的地方,也是敬虔运动的发起人司本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故乡。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纳粹主义(NAZI),也在那里兴起。
尼莫勒(Martin Niemoller,1892-1984),是当时德国福音派信徒众望所归,却未能提供正确的方向,会众无所适从;起初试图与纳粹合作,继而但求自保,最后也不免入狱。后来,他只能这样说:
“当他们 [纳粹] 对付共产党的时候,我不曾说话,因为
我不是共产党。他们对付犹太人,我不曾说话,因为我
不是犹太人。他们对付工会,我不曾说话,因为工运与
我无关。他们对付天主教,我不曾说话,因为我是更正
教。最后,他们对付我,已经没有谁可以说话了。”
德国神学家邦厚福(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就生在这样的世代。不过,他不是个明哲保身的人。
迪垂克.邦厚福生于1906年二月四日,父亲楷勒(Karl)是当时有盛名的精神学家和神经学家,在柏林大学任教授。母亲是教会历史学者的孙女。他从早年就立志作神学家。
1923年,迪垂克入图宾根(Tubingen)大学,后转柏林大学,习神学。1927年毕业后,因实习工作要求,去西班牙的巴塞隆那(Barcelona),在该城德语教会,任助理牧师一年。
1930年,邦厚福获司乐安(Sloan Fellowship)奖学金,到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作为研究生的部分课程。
在课上,著名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问起在德国犹太人的情况。邦厚福知道美国故意忽视德国的现况,告诉他们,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把神,基督,教会和圣经,完全隔绝的情形。邦厚福对他孪生的姐姐撒翩(Sabine)特别有感情,就说到她在四年前,嫁给一个受洗的犹太人基督徒,虽然他很有才能,但在职业上受歧视。他也说到德国人的自尊心,不甘于受失败与所订立和约的屈辱。
尼布尔对德国所知很多;他同意邦厚福的判断:德国的人民倾向于新兴的纳粹党,希特勒(Adolf Hitler)可能以救世主的姿态当权,犹太人则将受迫害,成为所有问题的代罪羔羊。
在课堂上,有另一个司乐安奖学金的学生,是来自法国的青年拉塞尔(Jean Lassere)。他从受侵害者的立场,看基督徒对国家的责任。他们二人在战争源于人类罪恶的观点上,并没有歧见;但法国人拉塞尔坚持:“不可能作基督徒同时也是国家主义者。”
邦厚福一向接受基督徒服从政府的观点;现在听到拉塞尔对于新约“和平的福音”的解释,不得不重新思考。他觉得:教会应该是独立的道德主体,必须持定神的话,不管人类的任何组织和教条,要顺从神的话过于一切。
1931年回国,博士学位论文:圣徒的社团(Sanctorum Communio),从社会学观点,看基督教会的行动。他相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现社会有先知性的任务:“教会是我们文明的基础;如果没有教会,野蛮人的行动将无法制止。”如果教会不关心社会,将要变成与社会无关。但他认为在重要的问题上,教会应该有圣经的立场:“教会应该站起来,有时要不惜孤独的站稳。”
有一次,在家中谈话。邦厚福说:“教会是宣讲神的话的唯一地方,有责任传扬神全备的话。我知道,神不会以仅有个人的关系为满足;全世界和所有的一切都是祂的。...如果只把神限于静室内,教会一定会变为无关重要。”
德国的教会,传统上是路德宗(Lutheran)。人民全都要缴纳教堂税,算是基督徒。教牧的薪资由政府支付,教牧由政府大学训练。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双重国籍”的理论,被重用来为他们的行动辩解,常是误解或简略化。路德说:信徒是天国的国民,同时是地上政府的国民;因此,要尽双重的责任,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二二:21)但那些受政府供应的教牧们,常把神的物也归给该撒。还有一个问题:当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写下“上主是我坚固堡垒”的时候,他是反对罗马的教廷,那时,德国有好些堡垒,他就住过这样的堡垒。现在,跟德国当前的政权反对,就没有堡垒可以保护了。这正是当时不跟从政府走的教牧们所面对的情形。同时,他们要把食物从脑袋装满肚子,有妻子儿女要照顾,那需要多大的勇气,所面对的是多大的困难!
为了良心的自由,不愿附从当权者的教牧,觉得有必要成立自由教会,称为“认主教会”(Confessing Church),意思是他们不同于遗传的教徒,而是悔改承认主名,以基督为主并以祂的旨意为中心的基督徒。在信仰上,他们是福音派;在组织上,是独立的教会,当然不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还要受迫害。但门徒必须预备为信仰付代价的。
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党当政,这种趋势非常明显。
邦厚福在1931年被按立为路德会的牧师。他清楚看见教会趋向妥协的情况。他们国立教会的领袖,附和印欧种族优越的理论说:德国基督徒已经取代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邦厚福认为那是异端,立即拒绝接受。因为他一直向往基督徒合一的理想,参与国际青年联合组织,颇有声誉。伦敦的两个小德语教会,邀请他为牧师。他认为也是离开国内的沉闷气氛,就接受了。在那里,他认识了贝勒(George K.A. Bell),是契斯特主教(Bishop of Chichester),二人成为知己。
邦厚福向贝勒表示,他觉得现代的基督徒,宁愿只安逸的仰慕基督,而不肯无条件的顺服。他认为那种态度,是“廉价的恩典”。贝勒主教说:先知的外衣在他肩头上沉重。邦厚福说:“我不妄想作先知,但愿作基督耶稣的好门徒。”
“说来该是教会的羞耻,连这样想的人,都会被当作是傻瓜。”
邦厚福笑着说:“你想我是傻瓜吗?”
贝了主教说:“当然我这样想。不过,像你这样的傻瓜,我们越多越好。”
1934年二月,德国路德会主教海客耳(Theodor Heckel)到英国,要叫那里的德国宗教领袖思想集中纳入正规。在伦敦圣乔治教堂的烛光下,海客耳坦白的说:“我只想说明三点:一,国家教会要更紧密,有效的组织起来;二,我们的领袖决定,当前的要务是更正教会的团结;三,大部分反对的教职人员,是精神不健全,必须管治,使他们就范。...”
等他说完后,邦厚福站起来问:“主教,你说的都是关于组织的事,你有没有考虑到信仰的问题?”他又说:“我们这里的德国教牧们,不愿同异端联合,宁可分裂,也不愿失去救恩。”
主教问:“你们都是同样的意见?”
在场的人都一致表示同意。
海客耳主教叫随员记下来,好回去报告。
邦厚福写信给德国的福音派教会领袖尼莫勒,和神学界领袖巴特(Karl Barth)。
德国的福音派教会领袖们,由巴特起草,联合发表了巴冕宣言(Barmen Declaration),陈述对路德派总会的不满,表明反对他们背道的信仰,声明反对教会从属于任何政党或社会运动,强调顺从倚赖圣经真理,是唯一启示的来源,惟独效忠教会唯一的元首主基督。
这是认主教会脱离路德宗全国总会的开始。
那时的德国,开始推行“服务誓言”,包括教牧在内,不仅要对国家,并需对希特勒个人效忠。誓词说:“我在神前宣誓,代表德国人民,作福音派的德国人,真诚效忠顺服德国人民和国家的领袖希特勒,不惜任何牺牲而服务。”
世界合一运动大会,在丹麦法诺(Fano, Demark)举行,邦厚福是在会中发表演说者之一。认主教会得大会承认,为代表德国的合法教会。当然,这绝不是官方教会欢迎的事;也就不是官方欢迎的事。
许多人以为“因信称义”是简单的事。现在临到对于信徒的考验:“口里承认”(罗一O:10),和认“耶稣是主”(林前一二:3),实在需要圣灵的同在。
认主教会认为需要培养新的基督徒领袖,以发展事工。于是,邦厚福被召回国,负责建立在芬肯窝(Finkenwald)的一所神学院。
那是处于波罗地海岸的一个镇。神学院用的建筑,原是一所私立中学,被纳粹关闭了。现在,有二十三名神学生。邦厚福着意要把他们造就成卓越的领袖。
他召集全体学生,围着一张大橡木桌子坐下,以启示录第十四章6至13节训勉:“敬畏神,将荣耀归给祂。...不要畏惧将来,不要畏惧人,不要畏惧权势;虽然他们能够夺去你的财产,夺去你的生命;但只有创造一切的神,有超越这世界的权柄和能力。...将荣耀归给祂。”
那些到这里来的青年人,为了信仰,牺牲了事业和前途,不计较待遇,凭信心踏上了十字架的窄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爱他救他的主救主耶稣基督。
芬肯窝神学院的生活严格艰苦,仿佛修道院一样。食物非常简单,注重圣经和祷告;每人早起读经,用半小时默想一节经文,课程要求对真理的实践。晚间大家成排睡在长床上,如同军队生活。他们没有一定的经费来源,有的人认为那是神的工作,就乐于奉献支持。
有一次,邦厚福广播一篇对青年的讲词。他对着扩音器说到这样一段话:
当一个领袖顺从群众的意愿,他们总想把他变成偶像;
这样,领导者的形象,就成为“误导者”的形象。...这
领导者把自己和他的地位作为偶像,是抗拒神。...
说到这里,播音技术员在玻璃外叫他停止,说是广播被切断了。邦厚福问问为什么。随即有两名穿灰色制服戴卍字袖章的人进来,把那技术员带走。
1937年六月九日,政府颁布法令,奉献支持认主教会是非法的。五天后,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搜取认主教会总部办公室的档案。接着,芬肯窝神学院的学生,被纳粹人员扣问,追查他们的行动。然后,认主教会的领袖们,一个个相继被捕。两个月之后,神学院被封闭,锁上了门。
认主教会的领袖尼莫勒,从前曾短暂被拘禁过。有一天早晨,同孩子在外面,盖世太保来把他带走,直到战争结束之后,才得再同家人见面。
莱茵地区认主教会的领袖施耐德(Pastor Schneider),接到公安的通知,指他的活动危害公众安全,要他离开。他勇敢拒绝,照常工作。他写信给希特勒说:“我知道受神的呼召,牧养这里的教会,不能接受人的命令而离开。”后来,被捕关进集中营,于1939年被活活打死。
这样,邦厚福成了失业的牧师。在那时期,他个别探访信徒家庭,在小型聚会中教导造就,也花时间写一本书,就是后来的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他说,门徒接受的是“牺牲的恩典”:“恩典要牺牲,因为门徒必须完全顺服主基督的轭,并且跟从祂;是恩典,因为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他又说:“十字架的意义,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以至最后,最完全的地步。只有全部交托作门徒的人,才可以经历十字架的意义。”
邦厚福愿教会在现社会中,能够有意义,有权威,在生活中起作用。但这样的情况,能作何用?
在这段时期,邦厚福彷徨无所适从。他心中满有矛盾;曾想过避居国外。1938年,到了纽约后,只住了两个星期,就不能安心住下去。他写信给尼布尔说:“如果我在这时候不与我的国人一同受苦,就无权在战后重建基督教一同有分。”于是,他又回到德国。
在那时,战争的阴云已经在聚集。他必须面对抉择:参加官方教会,或被征参加军队;二者都必须向希特勒宣誓效忠,那是他良心不能平安,深痛恶绝的事。
十一月初的一天,下着冷雨。他姐姐基莉汀(Christine)约邦厚福去家里。姐夫道南益(Hans von Dohnanyi)同他是幼年的朋友,后来作了司法官。想不到在那里,见到的还有三位将军Admiral Canaris, General Beck, and General Oster!难道这是偶然的相遇?
这几位军中情报机关Abwehr的首领,告诉邦厚福: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领袖希特勒,避免他造成另一次世界大战,挽救德国和这伟大文化免于灭亡的命运。他们知道邦厚福的志趣在于神学;他们要他作国外联络的工作,可以给予他情报人员的名义,就能免除征召参军,并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问题。
邦厚福第一件工作,就是用他父母的汽车,乘夜接载孪生妹妹撒翩,和犹太裔姐夫及哈(Gerhard)和孩子们,送到瑞士,然后转赴英国。十一月七日,一名德国外交官,被犹太裔波兰人杀死。这给希特勒有了借口。十一月九日,十日两夜,在柏林和德国全国,发生了反犹太人的暴行,称为“砸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数千的犹太商店遭破坏,六百多所犹太教会堂被焚毁。警察好像是全部放假,没人置理。
在Abwehr的名义之下,邦厚福到瑞士,接洽那里同情的基督徒,肯收容逃亡的犹太人;然后有一个代号称为“七号行动”的运作,把几十个犹太家庭,先后陆续送去安全的地方。对纳粹分子的交代,则说是这些人可以在国外造成有利舆论。当然,这引起了盖世太保的注意;但肃清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是1942年的事。
1942年五月,邦厚福到瑞典的奚徒纳(Sigtuna),与贝勒主教见面。邦厚福要他向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请求,要他支持反抗组织,推翻希特勒,可以接受盟方的和谈条件。但丘吉尔对这隐秘的反抗组织没有信心,他着意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不论有没有希特勒,德国是他的征服对象。
德国的认主教会缺乏道德勇气,不敢公然反抗希特勒,使邦厚福失望。但他得以联络被征服的挪威同道,他们的教会却不愿被征服。他也帮助联络梵蒂冈同情认主教会的人士。
1943年四月五日,邦厚福被捕了。同时被捕的,有他的姐夫道南益,和他的哥哥克劳斯(Klaus Bonhoeffer),一同涉案参加反抗组织。被捕以前,他们销毁了证据文件。在柏林泰歌尔(Tegel)狱中,邦厚福没有受到刑讯,并且有时间可以写作,每星期允许寄一封信;也得以接见他来探访的未婚妻马利亚(Maria von Wedemeyer),虽然短暂的接见,有人在旁监视,邦厚福可以勉励她追求属灵的长进。
1944年七月二十日,司陶芬堡上校(Colonel Count Claus Schenk von Stauffenburg)谋炸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元首只受轻伤。追查中,在Abwehr的防空洞,发现了共谋的文件。邦厚福殉道的案定了。不过,他满有平安。同囚的人从旁观察对他说:“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看来是正常的,其余的人都忘记了正常是什么了。”
同年十月八日,他被移到盖世太保在柏林市区的特别拘禁所。以后,除了收到过母亲和未婚妻马利亚的圣诞来信以外,外间的音讯完全断绝了。审讯,每天不断的反复审讯。
邦厚福发现自己精疲力竭了。
盖世太保的高干拿来三张纸,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说是邦厚福的供词,问他要不要签字;并坦白说,那不过是形式。邦厚福叹息说:“我没有需要签字的理由,因为我无法阻止你代劳伪造签字。”那高干纵声大笑,并不否认。
最后,邦厚福说:“如果你有我背叛国家的任何证据,现在可以拿出来。...我要重复我多次说过的话。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所作的事,不是与合法的反间谍有关,就是基督牧者的职事。如果这双重活动有时引起怀疑,我只能说,在这个奇异和混乱的时代,连最真诚公民的行动,也很容易被误解。”
一口气说完这些话,邦厚福力竭靠回椅上。审讯者的耳根也红起来。他说:“有一件事你说对了,邦厚福。今天是圣诞节。”然后起身离开。
1945年二月,邦厚福被移到不臣窝(Buchenwald)的集中营。
四月一日是复活节。次一个主日,意外的,邦厚福获准讲道。他的同囚听众,以天主教徒居多;在他们一致要求下,他打开手中的小圣经,宣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5节:“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然后,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他阖上圣经,说到这经文对他的意义。基督从死里复活,救人脱出罪和死的捆绑。他说到基督的复活,创造了新的人,而不是超人,使他们不论在地上境遇如何,有永远的盼望。
听众被他的真诚所感动,从圣经得到安慰,盼望那永远的真自由;并且知道如何得到那盼望。
他刚讲完,不等坐下,两个着便服的盖世太保特务走了进来,严肃的宣告:“囚犯邦厚福,准备好,跟我们来!”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事。
邦厚福嘱咐一名同囚的英国战俘贝斯特(Payne Best),如果见到贝勒主教,告诉他所发生的事。
1945年四月九日上午,迪垂克.邦厚福安然跪下祷告,然后就绞刑。
在旁的集中营医生,后来见证说:“在近五十年的执业经验中,未见过一个人这样的从容就死,全然顺服神的旨意。”
不到一个月后,德国投降,战争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