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事奉主的经过
当家中人住在杭州的时候,汪姊妹假期回家,常携带幼小的杭荪妹妹到麻疯医院、监狱和疯人院等处去传福音;她原很胆小,但靠主既不怕犯人和神经病患者,也有胆量与患有恶疾的人接触。汪姊妹约二十二岁毕业于金陵女子神学院,就开始出外传道。她的行踪大概如下:
抗战前(九一八事件)后由上海启程而往青岛,经烟台,天津,北平,长春,哈尔滨而抵海参崴。旋又南下经锦州,四平街,旅顺,大连,普兰店而到北平、天津。以上是“九一八事件”以后,至抗战开始时的行踪。后来有人告诉汪姊妹,当她奔走各处为主做见证时,曾有两名日本便衣警察奉命一路跟踪监视,调查她的行动,直到她回返关内,他们才放弃追踪。
当汪姊妹在青岛讲道时,各公会及基督教团体中许多弟兄姊妹都前去听道;而且有的还离开他们原来聚会的地方,来参加汪姊妹所领的聚会。因此引起当地的一些牧师及传道者的气愤,齐来向汪姊妹声色俱厉地责问:“你这女传道,是用什么花样来骗取我们的羊群的?”他们想用凶猛的恐吓手段来威胁她,使她无法驻足于青岛,当时汪姊妹一面往后退,一面从容而柔和地对他们说:“不要担忧失去你们的羊,哪里有青草,哪里就有羊群……”他们听了,就一个个面红耳赤的退去了。
当汪姊妹赴烟台讲道时,报载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官家小姐出来传教,许多人是怀着好奇心而去,却受感蒙恩而归。当时李常受弟兄,就是这样得救的,那时候虽然有西国姊妹来中国传道,但是中国女子比较保守,都不敢像汪姊妹那样在大庭广众中宣扬神的福音。后来她与家人谈起,自己也不知道何来如此胆量和口才。
抗战开始时,汪姊妹在天津工作,战后自天津出发,经太原,开封,商邱,重庆,万县,成都,桂林,翻山越岭而至越南海防。此后来到香港,再由香港往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泰国南部及其首都曼谷,后来也到沙劳越,北婆(沙巴)等地(以上两处为英国人所控制,抵制外人去传道,将汪姊妹驱逐出境)。世界第二次大战前,由新加坡回到上海。数年前有弟兄(张晤晨)去新加坡及东南亚一带,曾有人告诉他:“此间教会系三十年前一位汪姊妹来撒的种子。”
汪姊妹事奉主的初期,常是单独一人到各处上讲台传扬福音,各地教会和大学都竞相邀请,往往一时南下福州、厦门,一时北上天津、北平。后来蒙主启示,得知女人应该蒙头,不可在会中讲道,她就全心顺服,不再站讲台,只在女性集合的场所讲道,或在姊妹聚会中出面带领。
珍珠港事变后,英、美人士(其中有不少基督徒与传教士)被监禁在上海的集中营。汪姊妹自东南亚返回上海,每隔三周就冒险输送食物及衣物去接济他们。汪姊妹的父亲及两个弟弟都身材高大,不亚于西国人;汪姊妹曾将他们剩余的衣服整箱整箱地载往集中营,皮裘也毫不吝惜地送给那些年老体衰的西国弟兄御寒。当时她一方面也仍在南京、青岛及烟台诸地来往,供应教会属灵的需要。
有一次她去烟台,见弟兄姊妹们正在痛哭流涕,为李常受弟兄祷告,因为李弟兄病危,他们在那里一意求主给他医治。汪姊妹就严厉地指责当地的负责弟兄妹妹们说:“你们在神面前这样是对的吗?烟台的教会是李常受弟兄的吗?还是神手中的工作?你们简直以李弟兄当做教会的偶像了!如果你们再不认罪痛悔,神也许会拿去你们的偶像来复兴烟台的教会。”那些负责弟兄姊妹听了就醒悟过来,大家认罪悔改,不再祷告求医治。
不久汪姊妹就离开烟台,而李弟兄的病也好了。这是一位在烟台张姓的姊妹当时目击的情形。这位姊妹因丈夫(也是弟兄)往马来西亚经营橡胶园有成,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九及五○年间),就带着独生的女儿取道香港,前往马来西亚团叙,而适逢汪姊妹在香港,她又目击香港教会因汪姊妹前往看望而得复兴的盛况。后来这位姊妹自马来西亚来台探望在台大求学的女儿,在主奇妙的安排下,得有机会在杭荪(姊妹)家中小住月余。当张姊妹得知杭荪姊妹与汪佩真姊妹的关系后,她就不胜惊喜,且在为赞赏汪姊妹而向主献上敬拜时,逐一将她在烟台与香港所目击的见证告诉了杭荪(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