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
能仁不久回到了腾冲。他发现城里有种令人不安的宁静,他的财产和帮手都依然无恙。中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民众希望的改革早就应该施行了。
能仁决心将原订的语言课程,最后一部份读完。他很高兴在回来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办到了。他不是不喜欢学习。他写道。“假如我主要是在说中国话的人中间工作(而非土人),在我有生之年,我都不会放弃学习这种语言的。”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后来被公认为是中国内地会的一位中文专家。
现在有位叫卡尔高曼(Carl Gowman)的美国人来和他同工,能仁喜出望外。高曼不自底特律福特总公司,曾在慕迪神学院受训。他和能仁同年,是个“热肠子”,说做就做。他对周围积雪絫絫的山峰印象深刻,也很想见识见识那些山地民族。
他是一个聪明而又讨人喜爱的人,正是我需要的夥伴(能仁信中谈到这位新同事)。他也感染了我对傈僳人的兴趣,和我一同祷告,盼望在他们当中有新的发展。虽然福音站的责任,学习中文所花的精力,和革命的动乱,使我不能进一步和他们连络,但我对这些人的负担,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东西。
能仁和卡尔在六时前起身,先去河中晨泳。然后有祷告。有卡尔一同为工作的细节祷告,又有个同伴可以磋商计划,对能仁是一种激励;他也乐于把中国的风俗人情介招给卡尔。
但卡尔所面对的许多实际生活上的事,是能仁那位维多利亚式的母亲和家乡的朋友未曾向他提过的。他看见妇女们缠过的小脚,走起路来一摇一拐地,已经习以为常;但他却不能无睹于女孩子缠脚时痛苦的呻吟(大脚站娘被认为嫁不出去)。他有时还看到一些别的残忍事,就得硬起心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