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在中国偏远之地住了多年之后。欧洲人常会惊讶他们对于文化的饥渴想慕之深。能仁停留在上海的时期,也是乐于参与音乐晚会的一人。康复期间。他举行了几次纲琴演奏会;他那袖珍型的音乐会,吸引了不少饥渴的听众到中国内地会的总部来。他有条不紊地计划每晚的演出,保存一份手写的节目表,注明日期,以避免重复。有张节目表内容如下:
音乐会中国内地会大庭3月28日l个半小时
莫士高夫斯基(B大调华尔兹舞曲)
F大调那威列特曲
月光奏鸣曲
萧邦四首华尔兹舞曲和前奏曲
仙号
韦伯的奇想曲
春之声
渴想
范狄特斯多夫
拉赫玛尼诺夫
演奏前,能仁将钢琴上边前面的整块板子拿掉,坚持这样能增进琴声的精确微妙之处。总之,这些音乐会曾令人历久不忘。许多欧洲人——传道人和生意人——后来都说,“你问我记不记得富能仁?嘿。他在上海演奏时我就在那里。”
能仁养成个习惯,他每访问一个中国城市。只要那里有间乐器行,他就会去“租”架钢琴,整个下午花四五个小时重温那些名家的作品,他绝不是存心练琴,而是他积蓄在心中音乐,要找个发洩的出口。
在这些日子里,能仁和中国内地会总干事何斯德建立起恒久珍贵的友谊。对许多人来说,何斯德是一位与人疏远而态度严肃的人,样子像个军人,个子高大挺拔,整洁,和他说话时,若无惧怕,也带着敬意。
能仁在许多地方和他正好相反,但也有他们共通之处。何斯德先生首次接到他写的信,就对这位在部落中工作的青年人发生兴趣。现在见着他,发现他是个灵力超迈体认深刻的人。
何斯德要督导差不多一千名传教士的工作,在中国二十世纪初叶的混乱情形下,他的职务是复杂艰难的。他用在祷告上的时间,使能仁印象极深。何斯德即刻指出,他的时间和精力始终是因祷告而储备,不祷告而浪费;那是神在中国整个工作生命的血源。能仁受这位是者的影响很大,也参加他每天的祷告——往往长达数小时——为工作的各方面祷告。(他们祷告时,能仁不止一次发现何斯德一边开声祷告,一边还在房间的尽头处替自己倒一杯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