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
通过全国性的控诉大会和政治学习,到一九五四年初,“三自”已经基本上掌握和巩固了它对各地教会的领导权。“三自”筹委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继之而来的是召开全国会议,成立正式的“三自”组织。
全国会议之前,北京市已经成立了“三自”分会,各教会的牧师们都在那里开会,讨论宪法的问题。市宗教事务处李处长打电话给王先生,请他礼拜六上午九时去市政府谈话。政府在这一时期对王先生的态度是争取,争取,再争取。这种作法让人看来好像有点儿委曲求全,显得太软弱。然而这是政府的策略,只要王先生答应参加“三自”,他就必然能为政府效力。
王先生按时到达宗教事务处,经过一位女职员的通报,李处长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本王先生的自传《五十年来》。他把书放在椅子上,然后开始谈话。由此王先生自然就明白李处长对他这个人已经有所了解了。王先生先问处长:
“李处长,您找我谈话,要谈什么呢?”
“没有什么一定的题目,”李处长很随便地说,“漫谈漫谈。”
王先生就谈起基督徒会堂成立的经过。谈到一个阶段之后,李处长说:
“现在北京三自会牧师们正在开会,讨论宪法问题,好不好请你也来参加?”
“我不参加。”王先生说:“我跟北京各教会领袖们的思想、信仰完全不同,我不跟他们来往。他们在一个屋子里开会,我连进都不进去。”然后他接着谈下去,一共谈了将近三个小时。电铃响了,王先生说:“李处长,我要告辞了,您该吃午饭了。”
“不忙,不忙,我们把这段话结束了。”他们又谈了大约十分钟。谈到一个地方时,李处长说:
“你劝劝你们基督徒,不要老跟别人那么格格不入,抱敌对的情绪。应该大家团结合作才是。”
“基督徒不是不愿意团结。”王先生说,“但是他们无论在哪里,都受人排挤,受人歧视,你叫他们怎么团结呢?”
“这个情况我们也知道。”李处长说,“我们要劝劝我们的干部,以后不要老存这样的态度,打击基督徒。”谈到十二点一刻,王先生才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基督徒会堂有青年人的聚会,提摩太组在小会堂里开会,大概有十几个人出席。王先生把李处长同他谈话的经过讲给大家听,并说他拒绝参加三自会的宪法讨论会。学生们就更加清楚知道,基督徒会堂不会参加三自会了。
接着,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开幕了。从七月廿二日起,到八月六日止,共十六天,地点在北京灯市口公理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会代表二百三十二位,都住在前门外的招待所,每天有好几辆大汽车负责接送。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三自会的四位代表,包括王梓仲牧师(主席)、赵复三先生(副主席)、蒋翼振先生和殷继增先生,去基督徒会堂见王先生。那时王先生正在给一对青年人证婚。在会堂帮忙做饭的王大姐进去通报,王先生说:
“你去告诉他们,我正在开会,没有空见他们。”
过了一个多小时,证婚完了,王先生还在大堂里跟人讲话时,那四位代表又来了。这四个人中除了殷继增先生,王先生还能谈得来以外,其余三位都谈不来。王梓仲牧师不必说了,赵复三先生给王先生的印象也很坏,因为解放前他曾大肆吹捧美国著名现代派领袖艾迪博士。王先生对他的女同工迟太太说:
“你告诉他们,我没有什么好跟他们谈的。”就这样把客人打发走了。
过了一两天,有一个早晨王先生正在大堂里同四、五个人谈话,听见门铃声。一会儿,王大姐拿着一张名片进来说:
“外面有几位客人要见你。”王先生一看名片,上面写着五个名字:陈见真、江长川、陈崇桂、竺规身、谢永钦。他们大都是从上海来的教会代表,到北京开全国会议的。他们的平均年龄在七十岁以上,所以人们称之为“上海五老”。他们是分乘两辆小轿车来的,他们进了门,车子就停在外面等。王先生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要他参加基督教全国会议,就对迟太太说:
“你去告诉他们,我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谈。”
过了一会儿,迟太太回来说:
“江长川说:『如果王先生不愿意见我们,我们愿意见见王太太。』”
王先生就对王太太说:“你去吧!”
王太太在会客室里见到他们。跟他们寒喧了几句之后,江长川会督说:
“日本人组织教团的时候,我们没说王先生的坏话,给他难为。”意思是说,他们并不是跟王先生作对的人。
“你们知道明道的脾气,”王太太对他们说,“他说话不给人留情。如果他见你们,说话说拧了,会叫你们难堪,那就不好了,所以还是不见的好。”
后来外头就传出话来说,“连王明道的妻子都说他脾气不好,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多难对付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走了以后,就掀起一场风波来说:“『五老』德高望重,年龄都在六、七十岁,王明道才只五十几岁,就敢说不见他们,这是多么狂傲!”因而就对王先生进行攻击,目的是要他赶快认错,承认应该接见。可是王先生认为他不见他们,有充分的理由。
在这次大会上,吴耀宗先生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总结四年的工作成就有四项:一.中国教会及团体基本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控制,逐步成为中国信徒自己主持的宗教团体。二.开始肃清基督教内的帝国主义影响。三.全国信徒提高了反帝爱国的认识,参加了各项爱国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四.新中国的教会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呈现了新生的气氛。然后他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并且提出进一步发展三自革新运动所应进行的工作:
一. 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二.
三. 号召全国信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四.
五. 继续在全国信徒同道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影响。
六.
七. 贯彻自治精神,促进教会内的团结。
八.
九. 研究教会自养问题,协助教会完成自养。
十.
十一. 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研究自传工作,肃清帝国主义毒素,传扬纯正福音。
十二.
十三. 贯彻爱国主义精神,提倡爱国守法,纯洁教会。
十四.
这些工作几乎全是政治性的,没有一点是关乎信徒灵性方面的。
吴先生在这篇报告中特别强调团结。但他所说的团结都是在政治上的团结,不是圣经上所说的团结(即“合一”)。他说:
“四年来的经验说明了帝国主义无时不在设法毁谤与破坏我们的团结,因此我们就必须以爱教会的心,来爱护全体基督徒的团结,凡是有利于团结的事,我们总要勉力去做,凡是不利于团结的事,我们应当随时指出,并加以改正。
“为了团结,我们应当承认各教会、各宗派、各个神学观点间的区别,确立互相尊重的原则。”这些话的实质,就是要基要派(即福音派)尊重现代派(即不信派)的信仰,与他们和平共处。对于现代派那些假先知、假师傅所传讲的异端之道不能揭露,也不能批评,因为一揭露,一批评,就破坏了团结。既要和不信派搞团结,就不能坚持圣经上“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林后六章十四节)的真理。既要搞团结,就要跟假先知虚与委蛇,就不能遵行主耶稣的教导:“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太七章十五节;约贰七至十一节)。基督徒撇开圣经,撇开信仰,去跟不信派的假师傅们搞团结,其结果可想而知,必然是十分严重的。
会议中还举行了控诉大会。由于王先生拒绝接见北京和上海的两批代表,大会特地请出安息日会的单乐天牧师来控诉王明道。安息日会跟其他教会向来是格格不入的,这次大会也把他请了去,作为代表登台控诉。他说:
“我很知道王明道的事。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是你们大家不知道的。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给日本人献过铜。他谄媚日本人,帮助日本人。当日本人需要铜,用铜来打中国人的时候,他就领着大家给日本人献铜,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啊!”王先生明白牧师的意思是想堵住他的口,并且告诉他:“你也有把柄在我们手里。现在你若不来参加大会,我们就要追究你以往的事。”王先生没有理他。对这件事,王先生说了这么几句话:
“那不是献铜,那是征铜!北京市长命令每一家市民都要交铜。保、甲长挨家挨户地去送信,告诉人要交多少铜。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小户人家各交多少,都有规定,少一点也不行。市民把铜送去,他们还要拿秤称,秤砣低一点都不行。交了铜以后,就发给你一张小单子,上面印着两个红字“铜品”,要市民把它贴在大门的门框上,不然还得再交。这个单子在会堂门上贴了不少日子,可能单乐天看见过。今天旧事重提,为的是要找把柄来控告我亲日、媚日。
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与会代表、《荒漠甘泉》中文本译者唐守临弟兄去看王先生。适巧他不在家,出去理发了。王太太见到他,就问他说:
“听说与会的代表们今天都去游园了,你怎么没有去?”
“琴还挂在柳树上,我哪儿有心去游园啊!”(诗一三七篇一至二节)他这句话透露了一个有生命的人的心声:中国教会已经被掳了,哪里还有心去游山玩水啊?
会议结束后,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道书》,正式宣布把“三自”原有的名称改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并且成立了它的全国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