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脱去旧人
从外观高雅的三一学校教堂,到倪柝声与两三位青年非正式祷告的河边茅屋,不过只有十六公里,他却为这样的迁移有一段长时间的思考。在南台岛东西两大潮流,都一齐冲激在他身上,后面山坡上遍布着舒适的外国别墅,河道上有来自欧美的邮轮及货轮,各自在航道上停泊或航向海外。在轮船之间交叉穿梭,摇晃于波浪上的则是本地的小舢板和“拖船”。这些人均为妈祖信徒,沿岸拥挤着他们简单的住屋及吵闹、臭味杂陈的市集。在这种环境中他不断地自问,他的基督教信仰能否进入并适应如此复杂的情况呢?
在福州,安立甘的“石砌教堂”(与美国公理会红砖建筑相对)正代表着基督教的信仰。正如当时的人所描述,这个由领事、港埠官员及商贾们所组成的“社会”,屈尊降卑地来参加由港埠牧师所主领短短一个钟头的宗教仪式,当仪式完毕后他们便打道回府,而那些怡和洋行的商务代表们,也在例行的教会崇拜后商议本周的茶价,其他人则赴英人俱乐部作周日消遣。
当然,在较小的城里也有信徒们多年奉献所建造的教会,其成员几乎全为中国信徒及传道人。但在建筑及教会风气上,仍保留西方的特色及风格,因此信徒们相当被动地依靠一个累赘的教会组织,以及外籍的主教为上司。这种情形就像是一个人不管轿子轻或重,都定规要四个轿夫来抬。不但如此,他们长期缺乏按立的牧师,而有资格主领圣礼的牧师与教会数目的比例都低于一比七。另一位福建的宣教士说:“无可避免的结果发生了,本来值得重视的圣礼制度,由于荒废不用反而受到忽略,反而本土宗派却大为发展。(在倪柝声年轻时,由唐巴拿巴所创立的真耶稣教会,吸引了不少福建的牧师及信徒进入他们的交通。)如果你所在的教会,不能提供你一个有效服事的职位及按时举行圣礼,而其组织形态又不能使你觉得自己是这个属灵团契的一份子。如果你的态度十分认真,通常就会离开此地,加入其他能提供这些祝福的教会去了。”
倪柝声在数年之后提到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件关于圣礼的事。“我认识一个人,他心里恨着一个人,因那人曾大大得罪他,其受害之深就是杀了他都不足以补偿。后来,被得罪的人得救了,有好几年他不再把那人放在心上。有一次他到另外一个城去,并在当地的教会参加主日掰饼聚会,当他被介绍给会众认识后,他突然看到了他从前的仇人。他暗自思量:『他在这里,我不知道他是否得救,我该怎么办呢?我真糊涂竟然让他们介绍!』当会众再祷告时,他静静地起身离开那儿,边走边想他所蒙的救恩,及对那人的怨恨。他走得愈远,心里就愈觉得不该这样离开聚会;另一方面也愈恨他的仇人。他想起十年前得救的光景,当时主如何一笔勾消他以往的过失,而他却觉得不能宽恕他的仇敌。最后圣灵使他想起一句话:『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十三35)这时他破碎自己并降服下来,大声呼叫出:『主啊!我饶恕他了。』并且泪流满面地转头回去聚会。当他进入会堂,他们已祷告完正准备掰饼,他站起来要求说一些话。他把整个故事说出来,提到神如何带领他宽恕了这个人。”
倪柝声一直在寻找一些人,而这些人是神的灵能在他们身上畅通无阻地运行的,他相信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狭窄的宗派团体里。所以稍后不久,他对一群会众说:“今天当我们围绕主的桌子,我们的眼光若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团体,就不配掰饼,因为得着了基督的生命,就应与整个教会发生关连,而不是其中一部分而已。我们的心需要宽广以容纳所有神的儿女,否则我们掰饼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在此应宣告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弟兄姊妹,不容许任何分门别类的思想,并且切记临到我们的圣灵也同样临到他们。”
当他尝试去解释由分门别类的宗派所引起的问题时,无论是从历史或价值方面来看,他觉得这些答案决不能为初信者所称许。由于许多差会的宗派观念,使得具有潜力的中国教会陷于分裂的痛苦中,在当代年轻的基督徒中,也有许多人像倪柝声一样,寻求回到新约简单的命令上,以期有效地肯定信徒的合一,而这个合一是耶稣曾祷告,且为其摆上生命的目标。
倪柝声深深了解,离开已建立的教会之任何行动,会导致陷入民族本位及反差会的危险中,其结果等于宣告所有其它的基督教团体是错误的。在他所阅读的西方作品中,有一些作者如加维特(Govett)、潘汤(Panton)以及更早的达秘(Darby),他们为着良心的缘故,辞去了安立甘教会的职位,而寻求圣经上更真实的崇拜及服事,并且得到神明显的称许。在圣经中像他们如此顺服神声音的例子很多。而一个人的立场,决定了他属灵生命的品质,他说:“在神的工作上,每一件事取决于所差派出去的工人,什么样的工人便产生什么样的信徒。”如果他是以品质为目标,就不必从事对抗差会建造的改革运动。他不敢把自己的属灵路程,与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相混淆。
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间,在学生中出现了一股新的爱国情操浪潮。在过去几年来,他们的老师一直叮咛告诫,他们是民族的希望,有一天必成为民族的拯救者。但是与过去士大夫从政的制度相较,他们毕业后的前途未必平坦。尤其是青年们多为理想主义者,在喜新厌旧的情绪中,任何进取性的群众运动,都俨然以领袖自居。
有一件事使倪家母陷于悲伤中,他们的三子宣祖,在属世的影响及祖母娇纵下成长,他急于投身政治活动,常常惹事生非,因此成了家人挂虑的重担。表面上他打着“救国”的旗号,实则为逃避读书,先后加入了铁血志团及敢死队两个革命团体。终于有一天家人的挂虑成了事实,消息传来他在一次革命示威中丧生。
一九二五年的新年,倪柝声与他的弟兄们在海岛上作见证,而福州旧城爆发一次发宣教士的暴动,天主教的修女及一些英国行道会的女教士们遭受侮辱,仅得逃命。同年三月十二日孙逸仙博士逝世于北平,留下了一个未能及时填补的权力真空。五月三十日发生历史上的南京路事件,当时上海租借地的警察,向示威的学生开枪,掀起了一片反英情绪,并导致南方各城更激烈的示威。
福州的宣教士们在夏令退修会中,迅速把仅存的行政管理职位让出来,以期获得国人的好感,使三一学院秋季重新开学。往昔对“淡色眼珠的洋鬼”之传说又复燃起来,再度给在差会服事的中国人极大的压力,他们为着基督的缘故,被称作“洋人的走狗”,然而也留下了勇敢的见证。次年因反基督同盟的传播及骚扰,以致到了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所有内地的传教士暂退到沿海地区,夏季时初级中学被焚毁,到一九二八年元月,高级中学的校舍被一群马克斯狂热分子纵火焚烧,更正教差会的复兴时期似已终止。
但倪柝声本人,仍尊重许多为神仆人的宣教士,他们曾与他一同分享对救主活泼的认识。早在一九二六年他应其中数人之邀请,到福建南部的厦门向同文书院的学生及美国长老会差会的神学院讲道。在那儿他遇见了两位聪颖的研究所学生——覃但以理及一位牧师的儿子陈雅各,他们日后成为倪柝声工作上的亲密同工。
这次拜访,他是受到灵光出版社的邀请,该社系由南京差会机构所主持。他的朋友李渊如姊妹是灵光杂志的编辑同工,他应邀与他们工作一段时间,由于他身体不好,若能改换气候或许对他有益。然而更重要的是主在他心里说:“去吧,你可以得到一些出版上的经验。”于是他决定并知道神会使他成行。
这趟上海的旅行,他得以拜访旧友、结识新知,对他而言相当有价值,有一些朋友是他日后极赞许的。他的新杂志“基督人”(自一九二六年元月开始接续复兴报出版)的许多读者住在上海、南方城镇以及长江上游各地,因此他看上海是全国工作的良好基地。上海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风气及政治运筹的场所;也是一个具有刺激或危险的城市,其道德状况被评为:“如果神宽赦了上海,那么祂就对不起所多玛及蛾摩拉了。”然而,它毕竟是建设中国的主要工商业及财经中心。相反的罗星塔码头,位于偏远及方言的省份,缺乏发展机会,既然福州原有的弟兄都已分散,又缺乏工作的展望,他想是否要把总部迁到上海?
在南京有许多较大的宣教团体和机构,他遇到许多乐于在基督里同工的弟兄,并从中得到一些编辑和出版方面的经验,与李姊妹的交通给了他极大的帮助。这位比他年长十岁的姊妹,属灵经历超过自己,他觉得自己实在需要这样的一位“年长的姊妹”。他把自己期待将生命之道传遍中国的异像与她交通,并发现她是位有智慧的顾问,及有颗同心的灵。她印证了他的感觉,特别在当时动荡的局势,正唤醒中国青年一股新的属灵饥渴,这种饥渴也是起于对基督教的不满。他能不能应付这个需要呢?她支持他以上海为据点的看法,并说她觉得神呼召她辞去南京的职位,投入他在上海的工作,特别是他正开始的文字事奉。
倪柝声与长老会的关系只有短短几个月,他不认为神要他永远在此机构服事。更严重的是,他在南京不仅没有工作而且病倒了,他知道他必须回去。他再度顺河而下,灵里虽有更新,但心中消沉身体软弱,有一度他的咳嗽一直不停,晚上常出冷汗,他渴望早日回到温暖的家乡,并在途中寻求医生的诊治。
上海的医生为他检查,立刻要他作胸部X光透视,照片显示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一边肺全部感染了,而另一边局部感染。当倪柝声正等候医生拿出潮湿的片子检视时,他听见医生用英语跟护士说:“可怜的人,看看那张片子就知道了,你记得上回我们曾照过一张跟他一样的片子吗?他六个月后便死了。”倪柝声被叫进去,“你的肺大部分感染结核病,”医生告诉他:“回家疗养吧,吃些营养的食物,这是你所能做的,你会好起来的。”
在回航的船上,倪柝声的心中极其痛苦。他有许多的计划,盼望能成就大事。而今神却对他所有的计划加以“否定”。他开始省察自己的行为、动机和雄心,并且迫切祈求“在神面前有清洁的心”他认罪,看在何处有得罪神的地方。叫他良心感到捆扰的就是有关马来西亚锡他瓦林爱倩的事,他早就知道那个告密的人是欺骗他的,那么是不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顺从而犯罪呢?他是否听信了谎言,而得罪了她及她的家人呢?是不是他在整个事情中误认了神的引导?他愿意为主工作而守独身,他似乎对于以往的事无法做任何的弥补。
一九二六年秋天的早晨,这艘沿海轮船逆流而上,行经闽江狭流带;他在罗星塔码头上岸。当他重回马山茅屋时,它已成了荒凉之地,他一生的路途似乎突然失去了指望。他想要哭出来,向神抗议,一一向他质问。
他试着平静下来工作,从箱中找出他早已计划要写的一本书的大纲。早在三年前,他已写了两章半初稿,是有关属神的人在属魂体方面的题目。由于这些题目太理论化,所以他把这个计划搁置下来,因为缺乏经历来证实,而且有太多的事在这段时间发生。他在自己基督徒的生活中,有许多新的实际,也看到许多人从黑暗的权势下得着释放。假若神不久就要将他接去,倪柝声觉得他无论如何,总要把神所赐给他的宝贵经历写下来,他坐着眺望江面,拿出了笔墨和稿纸。
当他这样安静下来时,身上仍在发烧,无法下笔,甚至无法集中思想,他只好把圣经和手稿收起来,因为他知道无法独自完成。他再一次关上房门,下到罗星塔码头,雇了一是舢舨渡到海关去。陆忠信弟兄在旅馆门口迎接他,在男士部给他找了一个房间,他躺在窄床上,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
叫他得安慰的就是这儿还有一个旅馆可以休息。倪柝声的父亲早先曾提醒他,工业学校快要重新开设,新的工程科教员已从美国来了,旅馆是属于该校的。而和教士却在这炎热的数周到福州的鼓岭去退修,完全安息在神里面。她在那里接获消息,学校的财政突遭破产,终究不能开课,因此这间住所仍归她使用。
这段期间,宣教士们以牛奶和营养的食物当做药品帮助他,弟兄们也轮替来照顾他。黑暗的日子持续几个礼拜之久,他的体重日渐减轻,力气逐渐衰退。陆忠信回忆说:“他是如此的自视卑微,极其渴望得到医治。他曾要我每天奉主的名为他抹油祷告。”当他软弱到只有凭着记忆中的经文寻求拯救,如“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彼前五6)——但他不敢完全引用这句话。倪柝声说:“有两个月之久,我每天都在撒但的牙缝中生存。”
和教士定期带着“基督是得胜者”的信息来探望他。虽然他知道宝血赦罪的能力,也知道能从那位曾担当我们软弱者的身上支取疾病的医治,但他坚持自己犯了过错,而在生活中给了撒但反对基督的地位。然而和教士不断引用经文证实主的复活是包括了一切,最后他终于用信心接受:“基督是得胜者!”
慢慢地神答应了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神的手加上饮食及休息使他有了转机。他稍有力量时就再度提笔写作。现在终于得到神的许可,他就全心致力于这件自认为急切的工作,好像新闻记者赶着截稿时间一样,他以最后的气息,倾心于描述基督徒的属灵生活与属灵争战的谋略。
几个月以后,第一部包括四卷内容的“属灵人”终于脱稿了。这是一本很有系统的作品,其中详论信徒的救恩,灵、魂、体各方面。在序言中,他形容此作品为圣经心理学,他提醒读者若只把他当作自我分析的工具,必定会成为他们消失在基督里的拦阻。这部苦难中的产品,富于透视,但缺乏他一般讲道时的活泼,这部作品归功于他博览群书以及敏锐的心思,加上他丰富的圣经知识,所以其中的信息具有透亮的开启性。
到了五月,虽然倪柝声的身体仍很虚弱,但稍有好转,便携稿到上海。李渊如早已从南京到此,因为南京有暴动,并杀害了一些宣教士。她的中文素养甚佳,志愿替他定稿准备付印。
此时南京已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国民革命军北上经过湖南攻克长沙及汉口,然后挥军向东取上海。为了保护百姓性命,蒋委员长于四月十二日,扑灭了上海工人中一些人的暴动,这个城市才重归平静。
当倪柝声在上海正要完成他的计划时,他学习另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深深影响了他往后对于”从罪中得释放”这个主题的认知。他曾多次传讲罗马书的话,这些话突然活现在他眼前。他看见属灵上重要的事实,而且越过了个人由信心而来的经历,他说:
“从我信主几年后,一直被教导得释放之道,只在乎『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罗六11)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一直是如此『算』,但困难的是我愈如此做,就愈觉得向罪是活着的。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是死了,我无法『死』,罪仍然胜过我,我知道有些基本的事可能错了。所以我求神指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句话的意义,我明白当神论到这事时他从末说:『你必须如何』;而是说『你们已经是如何』。但从自己经常失败的经验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自己欺骗自己,我几乎要下结论,只有不诚实的人才会有这种的说法。但无论如何,我寻求别人的帮助时,总是再次被带回罗马书六章11节上面,我欣赏它的教训,然而我不了解为何它在我身上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因为没有人给我点出”知道”(第六节)必须在『算』之先。有几个月我一直困惑,迫切的祷告,查读圣经寻求亮光,我对主说:『假如你不带我看见这最基本的真理,我就不原再传道,我要先把这点弄清楚。』
“有一天早晨--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一天!――我在罗马书看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祂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罗六6),『知道!』我怎能知道呢?我祷告说:『主啊,开我的眼睛!』接着一刹那间我看到了。我早已读过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我翻开再把它看一遍。『你们得在基督里是神的作为!』何等惊奇!假如基督的死是一个确切的事实,而神又把我放在祂里面,那么我必定也死了。突然间我明白,我是与基督合而为一,而且我已在祂里面,当祂死时,我也死了,我向罪死是一件过去的事,而不是将来的事,这件属灵的事实向我揭开了。我欢欣地从椅子上跳起来,跑下楼对在厨房工作的青年弟兄说:『弟兄』!我用手抓住他:『你知道我已经死了吗?』他困惑地望着我说:『你说什么啊?』我接着说:『你不知道基督已经死了吗?你不知道我已经与祂同死了吗?你不知道我的死是与祂的死同样真实吗?』哦,对我来说它是那么真实!我兴奋地想到上海的大街小巷去宣讲我所发现的事。从那天起直到今日,我从未有一刻怀疑那句话的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二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