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觉醒
1930年倪柝声、张约翰与来自英国的弟兄有十天愉快的交通。查理巴罗弟兄(Charles R.Barlow)系英国彼得堡人,是与弟兄会”伦敦派”有关系的信徒。他被英国工程公司派到上海。他与倪柝声及其他人交谈过,在寄回英国的信上他发表自己的观感:“这里有些弟兄非常虔诚,渴慕真道。无疑倪柝声是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一位,而且远超过其他人。他只有二十八岁 ,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显著的才能。他是一位勤快的工人,阅读很广。同时他也是达秘弟兄的高才生,要显然是从达秘著作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对倪柝声来说,这位访客暂时弥补了自祝康宁离去后,他需要一位成熟而有智慧的友伴之空缺。虽然这位弟兄不是宣教士,只是“一位亲爱的弟兄”而已――但他的确得到一位知己的朋友,倪柝声很高兴地提到从他所得的帮助。不久巴罗弟兄就被邀请在每天下午四点的例行聚会中向四十多位信徒讲道,其中包括少数大学生,主日下午人数激增到八十或九十,接到他报告的英国信徒们均大得鼓舞。
留给这位访客最深刻的印象是,倪柝声在圣经经文上的知识。巴罗弟兄见证说:“当他忽略了新约里的某一点记载时,他曾不经意地加上一句:『我以为一个月读一边新约就够了呢!』”而陆忠信弟兄也留下了相同的印象。几个月后陆弟兄与太太英妮在上海时,他说,倪弟兄在深夜探访他们时,手上还带着圣经。陆弟兄问他:“这么晚了,你还上哪儿讲道呢?”他回答说:“不上哪儿,不过今天还有几章圣经没有读完罢了。”可见他在前十年读经之殷勤,仍然保持到往后的年日。多年以后李常受谈到他时,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像他这样熟悉圣经的。”
这年年终,他们在文德里扩大的会所中内,举行上海第二次特别聚会。一位内地会的观察员说:“这些年轻的基督徒正在差会外,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这次聚会共有十二天,他们每天有四个钟头的祷告。大约这时倪柝声母亲曾到哈同路短暂地停留一下,她写道:“我孩子所讲的太深了,我听不懂,又太骄傲,不好意思请教别人,所以我从他们那儿获益很少。然而看到他们的生活,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到目前为止,他们所用的诗本不过是小册子的形式,有一些收集的诗歌,印成“颂赞诗歌”(小群诗歌)。在一百三十四首翻译过来的诗歌及自己撰写的诗歌中,有许多唱起来并不很和谐,但却永远带着热诚。这些诗歌在家庭及教会中受到普遍的欢迎,并且把圣经思想传播到遥远地区,同时诗歌的出版也产生了看不见的副作用。
倪柝声害怕有了宗派上的标签,正如以安立甘、路德、受浸、国名、人名或实行程序的简称为标榜之做法。他非常严格地把自己限制在纯粹圣经的用词上。他称基督徒的生活为”路”,信徒为“基督徒”,地方聚会场所为:“教会聚会处”,定期刊物为“基督徒报”,文字办公室为“福音书房”。他以弟兄会的“小群诗歌”为其翻译诗歌的来源,他也延用这个名称,因为这名称也合乎他依据圣经的作风。这本诗歌里面的内容,容易记忆,毫不矫饰,在中国引人入目。经过一年,哈同路的会众就被差会方面的人加上“小群”的绰号。虽然诗本名称不久即简化为“诗歌”,但伤害已经造成,标签已贴上了。当倪柝声的工作推广到全国各地时,所有各处的信徒团体,都被别人加上“小群教会”的名称,这个名称是他们引以为憾,而自身永不使用的名称。
上海的特别聚会几乎刚刚结束,城内便发生事故。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满州)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恨,发展成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方要求上海市有所行动,但为市政当局所拒绝,后来日本藉保护日侨为名,以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敌对情势于五月停下来,然而这只是将来事件的征兆。
奇妙的是倪柝声的健康终于好转,神已经挪开了祂的手,他不但得以自由地教导圣经,而且能更广泛地旅行。这些年间长江流域洪水为患,不少人因而丧命,但是其他支流上的许多城市,如首都南京及中游汉口等地的工作正在增长中,这些地方都包括在他的行程中。一有机会他访问了北平,在那儿第一次与有魄力的基督派牧师王明道有亲密的交谈。
在山东省沿海的青岛市,他遇见了非常活跃的灵恩运动。他很仔细地观察此种不加约束的感情表现及使用过度激发方法的聚会。在1932年夏天出版的复兴报上刊登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怎样分辨属天的灵浸,与以某种外面表现为灵浸之主要典型的说法。他赞同和受恩教士的看法,引用她的话:“人们无需去感觉来自圣灵的能力,那并非神赐下的目的。人的责任就是顺服神。”在山东避暑区烟台,他第一次遇见李常受弟兄。李弟兄是烟台人,父母为佛教徒,他于1927年二十岁时悔改信主。自1927年起他就接到倪柝声的刊物,他很快的学习而有了传道及解经的恩赐。这时神向他提到受浸的见证,在一个假日的夜晚,倪柝声在黄海边替他施浸。
这种新方式的释放运动,其果效在于藉由被广泛被人阅读的小型报纸,使读者与编辑有了接触而产生更新。当哈同路的聚会被一些人视为宗派时,在其他更新圈子里的人们,不久就发现倪柝声具有彰显基督的惊人恩赐。济南是山东省会,位于黄河边。一些齐鲁大学的教职员,每年按惯例邀请一位布道家或圣经教师开特别聚会。齐鲁大学乃是一所联合学院,吸引了由各省来的学生,而以思想进步及自由神学最著名。然而几年以来仍有一小群传福音的教职员每周在史提恩医生(Dr.Tronton Stearns)夫妇家里为属灵复兴祷告。每逢假期他们便带领成群的学生,到山上开退修会,尽力邀请中国最好的教会领袖和布道家作讲员。这位长老会的宣教士史提恩医生,在医学院担任骨科教授,为人非常谦卑,他为首领导这些活动。
1931年 十二 月,福建兴化(莆田)宋尚节博士旅行布道经过济南,他在史提恩博士家中的一次讲道后,几天内就有四五十位学生接受基督。神的灵开始在学生中间工作使人认罪,史提恩夫妇因他们的渴慕追求大得激励,于是邀请他们参加春季退修会。大家一致同意请王载作讲员,但他在爪哇有事无法分身前来,有一个从福州来的学生提起倪柝声的名字,说他的信息相当好。这位少人知道的上海传道人不接受预约讲道,据说很难请到,史提恩博士经过祷告后写信邀请他,倪柝声觉得方便,所以答应下来。
他来了,神也与他同在,一个礼拜多在医学院礼堂向拥挤的会众传讲生命之路。长久盼望的复兴已经到来,更多的学生接受救主,许多人的经历成了极美的见证。其后一群一百多位的学生聚集在泰安县的一个山上,相传是孔子陵墓的所在地,他们在那里读经、祷告,在结束前一大群人到山间冰冷的水潭里受浸,公开地承认耶稣为救主。
同时,查理巴罗弟兄访问上海所感受到的火热,已传回到英国及与他们有关的各处英语聚会圈中,他的报告使他们产生了一个感触,觉得这是神的灵在中国动工,而聚会的起始也确与他们中间所发生的相仿。就他们所见,中国弟兄的交通方式,对他们而言是依据真理,而交通所反映出来的原则,也与他们所承袭的相同,而这些原则是他们一世纪前就开始使用的。于是他们就派遣代表团,来上骸与中国的弟兄相聚,自1932年五月,他们开始与倪柝声及其同工联络,准备同年秋天来访。
中国的弟兄反映热烈,安排这些访客于十一月到同哈路聚会。八位外国客人中有六位弟兄、二位是其弟兄的太太。他们在十月廿三抵达上海,被安顿租界区一所舒适的旅馆里。查理巴罗弟兄与一位美国加州的弟兄在温哥华相会,他们带了太平洋西岸及英国信徒的祝福,此外还有一对英国夫妇,及四位来自澳洲的代表。他们为中国信徒的热诚款待大受感动,因而报以真挚的爱心。倪柝声在他们抵达时起初有点不适应,但不久他便能参加为期两周的亲切交谈。第一周这些访客要求暂时不参加中国信徒的主日掰饼。他们一边祷告、讨论,一边则小心衡量所看见及所交通的事物,惟恐有什么差错。他们怎能代表国内的弟兄赞同神所不称许的事物呢?然而有太多的事物加强了他们的信任,如:敬拜的态度、对圣经的顺服、祷告,弟兄中显出权柄及姊妹们的温柔与安静——她们似乎是蒙头的。
在十一月六日主日聚会后,他们预定有一周的会议,大约有四十位弟兄是来自各地的代表,一同加入上海同工中间,此外还有几次公开的聚会。在此之前,倪柝声早就写信给他父亲,请他从福州买二百张椅子,每张椅子三元,用船运到上海,以补充现有长板凳之不足。早先,当他身体康复时,他有感动写信向他母亲道歉,说他在病重时曾对她态度冷淡,而她母亲回了他一封严厉的信,历数他的不是,却忘了(她后来承认)自己为人母的失败,现在她决心要补偿他。倪文修对买椅子并不在行,她便去定做,并委托他们装船。就在这时,这批椅子几乎失掉,因为一位贪婪的海关检查员想没收椅子及侵吞五十元报关费,她丈夫到海关使他们放行。但到了海上她又跟船长理论不合理的船价,因王连俊弟兄已跟他们说过这些椅子算作是随身行李。五日早上船到长江口时被大雾困在航道的深水岛,她为不能赶上时候而失望时便与两位朋友一同祷告,她公开向神祈求使雾散去。她说:她仿佛看见椅子摆好在哈同路的异象。雾散了,船在抵达黄浦江后,海关又再度阻挠他们在码头卸货,和平也因排椅子手上沾满了灰尘呢!
现今这些访客在神面前觉得稳妥了,再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们承认这些中国的信徒,便打电话给温哥华和布利斯班(澳洲)的“两个有交通的聚会”,告诉他们的观感。他们与中国弟兄的交通即得到印证,便于十一月六日主日晚上与中国弟兄共聚在主的桌前,这时的喜乐是不可言喻的。
次日早晨,特别聚会在双方的祝贺中进行。主要的讲员是查理巴罗弟兄和豪斯(W.J.House)弟兄,倪柝声则担任他们的翻译。陆忠信与一些南方来的弟兄也在场,有来自长江上游和较远的北方,包括从江北来的两位季氏弟兄,从前他们在长老会差会有“北江苏慕迪”之称。这些访客报告说:“一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弟兄,都是有分量的人,工作的进展也使他们得到鼓舞和操练。”
几位参加聚会的江苏弟兄,请他们访问江苏各处的教会。但北方地区年初就有大骚乱,惟恐他们的客人会受到土匪绑架的风险而作罢。访问团的两位弟兄豪斯与巴罗表示,盼望去看看各地工作开头的光景,于是他们坐船到厦门参加这地区的联合聚会,陆忠信先行前去会见王连俊,欢迎他们到福州访问。他们在强劲的季风中航行,访客终于到达福州,并在倪柝声父母河边的家中,接受招待。那次聚会人数多达二百五十人,他们回上海后,因此看到他们兴盛之光景而大受激励。
访问带回去中国弟兄的见证,得到相当热烈的反应,于是在1933年春天,他们邀倪柝声夏天带俞成华或陆忠信同行,到英国及美国访问。这时俞成华正患肺病,而陆忠信则到远处,倪柝声并没有说出他们两位也在邀请之列,他自己有些预感,思想难道神指定他作中国百姓的守望者吗?无论如何,同弟兄们祷告之后,他决定独自前往。到欧洲的旅程中可以在新加坡停留,他暂时停留了一会儿到锡他瓦问林氏父母问安,此行他心中得到神新赐下的平安。
长途的海上航行,带来的是休息和读书的时光,迟至六月他才到达英国,身心大得更新。查理巴罗来接他,把他带到彼得堡的家中。他访问了散布各处的聚会,例如苏格兰、伊斯灵顿(Islington)、克罗伊登(Croydon)及文特诺(Ventnor),在这些团体中他嗜到热烈的爱心与回应。他的来访对 信徒们实是一件崭新的事,因弟兄会本身没有向海外传道,他应邀报告工作情形,当然也受邀参加主的晚餐,虽然他的英语使他深感受限,但他有时也传扬主的道,他也与他们中间的年长弟兄们多次长谈。中国信徒向来被这些款待他的人看为是很不成熟的基督徒,须要很多的教导,加上倪柝声当时只有三十多岁,不过被看作一个学生而已,虽然他的智慧及资历在本国受到人们的钦佩,但他还是预备接受别人的建议。他谈到同工们在上海经常遇到的实际问题,例如有人问:“我要受浸,但我有两个太太,我该怎么办呢?”之类的问题,使他大为震惊。
至于青年朋友们,倪柝声轻松愉快地提到中国信徒聚会的简单规条,例如:“不读经,不吃早餐!”或是讲些福建“剪刀鬼”的民间传说来娱乐年轻朋友,据说那些鬼会在人们的油纸伞上剪了许多洞,使雨水漏下。当他没有谈话的时候,他总是静静地在聆听和观察这个团体中丰富的知识。但他却不止一次听到他们自满的谈话而深感捆扰,那些话常是这样:“这属灵启示的领域里,还有什么是我们弟兄会所没有的呢?要我们读其他基督徒所写的东西,简直是浪费时间,难道还有什么是我们没有得到的呢?”有一次在伊斯灵顿公园街的聚会里,他被邀请参加讲评,在他听完一段关于信仰的长篇讨论后,终于发泄出积压已久的不耐。他挺身而起,身长足足有六尺之高,伸展一下双臂,说到:“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固然广博,但在我的国家里,这些知识对你们也许是太多了,”他一面说一面握起拳头:“当真有需要时,或许你们连一个鬼都赶不出去!”后来他对这句冲动的话,觉得有点难过,但这也显示出他对那位未见之神的真实认识。当他离开英国的时候,他坦诚地把他的观感告诉他的朋友查理巴罗说:“你们这里的人虽有奇妙的亮光,但信心却太少了!”
他在英国以后的行程是由巴罗弟兄陪同,或许有其他弟兄随行。当经过爱丁堡时他趁机拜访了那位属灵的乔治卡丁,就是那本流传广泛的福音小册”救、知、乐”的作者,那时该书的发行量已达三百万本。约有一周之久他借口有事要去伦敦,并没有告诉巴罗,他暂时打破了过去这些日子的活动,因为这个圈子相当的封闭。就在那个主日他到南伦敦荣橡路的基督徒中心和他们一同敬拜,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福音团体,由史百克的服事而成立的,史百克曾是浸信会的牧师,这是他十分想见的朋友。乔治巴特森和其他弟兄热烈欢迎他,他与他们有交通及话语的服事,并高兴地与他们一同掰饼用杯。
二周以后,他在英国的日期已满,除了那次破例之外,一直都是在这个十分封闭排外的基督徒团体中,没有与广大英国福音教会的生活和见证接触。当时纽约布鲁克林教会的詹姆士,泰勒(James Taylor)是位年长弟兄,他的信息广播各处,弟兄会的”伦敦团体”相当敬重他,他来英国已有几个礼拜,他打算陪同倪柝声一起横渡大西洋回美国。泰勒是位老练具透视力的长者,他很高兴认识了倪柝声,并且十分敞开而自由地谈到中国的工作情形:如中国教会的情况,属灵的要求,并征询倪柝声许多意见。当他们谈到教理时,特别是有关预言方面,他发现倪弟兄对于基督再来临的道理是他不能赞同的,他在更进一步的询问下,认识倪柝声的某些观点是一种显然的错误。他们抵达纽约时倪柝声受到相当热烈的欢迎,他在伟斯斐特(WestField)讲道,主题是“从罪中得释放”,虽然大多数的人认为相当好,但在泰勒的评论认为“在教义上有缺欠。”
同时在英国一位年长的弟兄,有一次在往格拉斯哥(Glasgow)的火车上,发现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少女正殷勤地阅读圣经,当和她谈得较深入时,得知她在荣橡路聚会,更进一步探询时,知道在上周末有一位十分有趣的中国人曾到他们那里去。他怀疑是否有人没把倪柝声的行踪报告清楚,因此他决心调查。那夜乔治.巴特森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你认识一个姓倪的中国人吗?他有没有和你一同交通与掰饼?”面对没一个问题,他的答复都是:“是的,”然后电话的另一段突然挂断了。他想:“或许有什么麻烦了!”
很快地有电报打倒布鲁克林泰勒那里,但那时倪柝声已离开,前往纽黑文(NewHaven)。他到美国的主要原因,是要去探望史提恩夫妇,他们是曾经到他济南家里度假的朋友,他和这两位朋友同住了几天。那个主日他不顾泰勒明白的劝告,在史提恩家中,与他们家人及另一些人一同掰饼,正如他在中国做的一样。泰勒在忧伤中写到:“他不承认自己违反了原则”。由于倪柝声所处的立场使他自己相当受压,以至在他回到上海和同工商议前,他婉拒用口头或文字作任何表明,泰勒看到他们一同前往温哥华,而且倪柝声参加了那儿的特别聚会。
“伦敦团体”的聚会原则,是尽量避免和其他基督徒的聚会有来往。实际上,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人,是不允许和圈内的人有交通,除非他愿意从那时起,把他的聚会限定在圈内,这个规条也包括一般社交关系,后来詹姆士泰勒更严格执行这种规条。直到六○年代的早期,这个运动因着这种规条产生痛苦的分裂。
虽然如此,倪柝声在温哥华,仍然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并被邀请在聚会中讲道。他似乎享受到真实的自由,因为至少有一个年轻的加拿大人找到了救主,正如他在英国时有许多人因他蒙恩一样,这些是他值得回忆的事。他在那儿也与一位好朋友——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祝康宁——有很好的交通,并且拜访了琳娜,克拉克(Lena Clark)她曾经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在四川工作达二十三年之久。她自1929年就辞去内地会的工作,现在她回来加入哈同路基督徒聚会的交通。
在倪柝声返家,横渡太平洋漫长且宁静的途中,神似乎定意在旅程引导祂的仆人。神给倪柝声一种新鲜的启示:基督就是他的生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敏锐的觉察到自己在行为上不能讨神的喜悦。他说:“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时,有许多人告诉我,要我过与基督一样的生活。几年以后我很惊奇地发现,我时常控制不了我的脾气。甚至当我定意设法控制它,使它不爆发出来时,里面却是愈发翻腾,叫我更痛苦及失望。过去那些劝我的基督徒朋友,由于我先前给他们的印象很好,使他们毫不迟疑地告诉我,我现今的生活真是不如从前。他们说我过去是如何谦卑、忍耐、温柔及可爱,但现在变得……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批评并非没有根据。我的情形怎么会演变成这个地步呢?症结在哪里呢?”
他说,过去他认为基督是与他分开的,他很难把祂那令人称赞的性情:如温柔、忍耐、爱心、智慧、圣洁等,在实际上与他认同,而这些性情正是他深深感觉到自己所缺乏的。他说:“整整有两年之久,我是在黑暗中摸索、寻求,积聚这些美德作为个人的产业,好叫我可以建立基督徒的生活。(正如我重生以前,为自己积聚属世的东西一样)虽然努力,却没有进展。症结在于我一直在积聚一些东西——即属灵的事物,以致神不得不亲自伸手把我从中救拔出来,好为他儿子的生命开出一条路来。”
“后来,在1932年的某天,亮光裂天而降。当我重读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时,我突然看见基督在祂的丰满里,被神命定为我的一切。这是多么大的发现啊!哦!这些『东西』是多么虚空啊!若我们离了祂,即使我拥有了这些东西,那也不过是死的。因为神所寻求的,不是我们表现出像基督的样子,而是寻求基督得以在我身上的彰显。一旦我看见这一点,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祂自己就是一切神圣事物的总结,所以祂在我里面满足神所有的要求,这不是将来才要发现的一件事,而是现在所要接受的事实。从此以后,我每日的基督徒生活可以用『接受』这个词来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