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大尼

第十九章 隐蔽的行动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风暴在上海揭开后,张品蕙也被列入“对象”之一。她在医院受到隔离治疗,高血压加上糖尿病影响了她的视力,她太虚弱以致无法参加控诉集会,使她没有机会公开认罪,但是六月倪柝声在高等法院受审定罪时,她也被关进监牢,到了年底她还未完全认罪。
一九五七年有一段时间张品蕙被释放回家,开始她长期的家中守望,她家位在徐汇路,离第一医学院不远的一所房子内。很少人敢去探访她,因为公开拜访她需要很大的勇气,由于她是反动罪犯的亲属而被剥夺公民权,与她来往是有危险的。她的邻居很少跟她谈话,但有时会有基督徒学生或是信徒在黑夜中躲开监视来探访她。他们避免谈到她丈夫的事,只是一同谈论主耶稣,然后与她一同祷告。探访者离开时常常得着激励,为她的刚强及灵里的安息感到惊奇,因为她是一位具有相当丰富内涵的妇女。
一个犯人被判刑后,必须指定一个亲属为探访人,经过了五年的时间张品蕙被准许探访倪柝声。她穿过市中心到厦门街,来到坐落在苏州河边老租界区,广大的第一市立监狱。他们在一间有铁丝网隔离的小窗前见面,在监视下谈了半个小时,每月只准见面一次,倪柝声每月只能发出或接到一封经过严格检查的信。
监狱是一九一三年英国人按传统形式建造的,墙是灰色并且令人憎厌。角楼的楼梯引到五楼的各层,每层有十一个房间。倪柝声个人囚房大约有九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房内只有一张木制平台可供睡觉,也是唯一的家具。门外的走廊约有二百英尺长,通过像碗柜一般的牢房。窗户是面向墙壁,因为这儿的“牲畜”是很难睡觉的。
每天八小时劳动、八小时教育及八小时休息。他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在监狱的工厂中夹杂在失落及忧郁的人群里工作,或是在缺乏绿色气息、令人沉闷的四方院中运动。他们没有囚犯制服,犯人自己的衣服已磨损及破烂,如果囚犯较殷勤,他的衣服必满了一大堆补丁,他们给人一种暗淡及消沉的印象。饮食是由女性囚犯预备的,一天三餐,两餐干饭(为劳动者)或两餐稀饭(为没有劳动者),第三餐是稀粥。他们有青菜下饭,偶尔有肉类。夏天的热气使囚犯们身上如骨架般的肋骨,及突出的血管更为显者,显然地,他们是仅仅能够生存而已,他们偶尔能洗一次热水澡,没两星期理一次发。严寒冬天由于没有暖气,使许多薄衣的囚犯几乎活不下去。
倪柝声是一个犯民法的囚犯,他也同那些政治犯同样接受教育改造。讲课包括政治、时事及生产技术。每一个段落停止时,有自由阅读检查过的书刊及报纸的时间,也有讨论会、剧团演出及电影。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在扩音机刺耳的政治宣传下生活。
由于倪柝声的情况渐被外界知道,有小量的食物、衣服、肥皂(是严格的配给)及金钱从香港寄给张品蕙,她只能送一点给倪柝声用。听说他的头脑一直保持清醒,他被允许写一些东西,有一部分的劳动改造是把英文的科学图书及期刊译成中文以供当局使用。他也能够买一些许可的书以利工作之便,后来从香港买了两本医学字典寄到他那里,可以确信的是他们绝不允许他有圣经。属灵安慰的源头则需依靠他那惊人的记忆了。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开始了思想放松的“百花齐放”运动。但在张品蕙开释一年以后,也就是鸣放及“斗争”之后,接着便是反对自由思想者,严厉的整风运动。然而,一九五七年一位学生参加南阳的聚会,发现有一群勇敢的信徒宣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和诗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他们早上有服事聚会,下午擘饼,晚上有青年聚会。个个非常有精神,那年七月在会所有五天的学生退修会。那年夏天全中国的学生中有一个极广泛的基督徒觉醒,可能是由于小心保存了王明道及倪柝声著作的挑旺及喂养而有的。许多学生认真的背诵经文,以备在受审时应用。
同年十月倪柝声著名的著作《正常基督徒生活》,在印度孟买出版。这是他所未曾预料到的,它在国外结了丰盛的属灵果子。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推动了大跃进,目的是使国家的生产“更快、更好、更经济”。在他这种不能变更的思想操纵下,经过干部的说明,全中国百姓把自己投身于各种超时间的努力中,包括密集种植水稻、土法熔取钢铁(土法炼钢)。由于此种时间、精力耗尽的办法,无疑地导致教会出席人数的下跌,同年也开始基督教牧师密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种设计是把他们视为剥削阶级的一分子,即“社会的寄生虫”,并强迫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天风”杂志充塞着揭发邪恶事物的报道,诸如信心的医病及赶鬼等,他们说“帝国主义”再度抬头,而且他们常作没有根据的恶行控告。许多在黑名单中的牧师,被送入监狱或送到矿场工作,基督徒领袖由于误把共党暂时的策略作为终极的目标,早期增加入抨击的工作,现在自己也轮到被抨击。一位观察者说:“每一个人不知道明天是否能够逃过控告,或者自己将成为控告者”。
同时统一敬拜的运动正在开始。各处的信徒被融合在一起,教会建筑物被作为世俗的用途。十二月北平的教会由六十四个减少到四个,上海从一百五十个减少到二十个,南阳路的会所成为工厂。“小群”的强制改革包括废除姊妹聚会,及每周掰饼聚会前的个人谈话,诗歌统一,由一个委员会编选。所有的教会禁止宣讲世界末日及主的再来,也禁止讲到世界的虚空。教训必须合乎教会合一,及社会主义的利益。所有解经书都需要经过检查及判断,看它是否包涵反动思想毒素。教会房屋及教会财产,也与教会一样,同时交给三自爱国运动的常务委员会。
在第一拘留所内,掀起增产的压力也是很大,有一沉着勇敢的赞美歌声,升到了神的面前。一位关在另一房间的外国朋友告诉我们,他故意在早晨扩音机声以前,藉他所记得的圣经编唱了四、五首诗歌,如此有一年多。由一九五八年一些被释放的囚犯报道,更证实了那唱诗的声音是从倪柝声的房间传出来的。这些人回忆到他那愉快的男中音,而且非常熟悉倪柝声所著及翻成中文的诗歌,觉得他的故事整个出现在字句中,甚至有些意义是越过他所唱的。他们也因此记得第一世纪的事件,当时“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徒十六25)
一九五八年夏天,李渊如及汪佩真遭受审判及攻击,他们坚决的拒绝控告倪柝声,两人同时被判自一九五六年一月起十五年监禁。听说她们也是在艰苦的情况下,从事缝仪制鞋的劳动。俞成华医生也是因为拒绝各种谴责倪柝声的劝诱,甚至当局将他的妻子及儿子送到牢里,想藉此来说服他,以使妻儿可得释放时,他仍拒绝。那时,他正因癌症痛苦且病况严重,但是此刻到了,他仍然站着接受审判。不久,传出一个消息,他是死在哈同路二楼以前的办公室中,坚守他的信心到底。
一九五九年的新年听不到爆竹声,没人穿着新衣服,当然也没有福音聚会。“天风”半月刊,现在是中国仅存的基督教杂志,但它的内容限于宣传文章。各处的人们被鼓动“把他们的心交个共党”,一切事务都被生产所占去。在一九六零年五月有三个中国登山队员在毛战略思想的鼓舞下,把一个小型毛石膏像放在喜马拉雅山的挨弗勒斯峰顶,而中国大陆却早已陷入经济的危机中。由于管理低劣,加上天灾,所以强迫食物配给,使得大多数地区都接近饥饿边缘,毛泽东大跃进政策被取消,当然,饥饿也影响了各个拘留所。一九六二年两位虚弱年老的“小群”长老被释放出来,他们服了十年的刑,据说倪柝声瘦得不到一百磅重。十七个月后他得到了冠状动脉病,住进监狱的医院里,暂时停止手艺的工作,他们准许别人从香港买药寄来给他。
一九六六年六月全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这件事令敏锐的政治观察家大大地吃惊。显然地,它是认为目前特权统治者的个人野心危害了整体的利益。八月十八日北平学生红卫兵大规模从事游行及高喊口号,期待在观念上净化。他们藉着“思想”的武装,从总理刘少奇开始往下攻击各阶层的领袖,把他们当作苏维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九个月内上海的统治阶层有了剧变,市委员下台,工厂关闭,谩骂的大字报贴满了空白的墙壁,敌对的群众充塞在街道,没有一个人把一刻空间。红卫兵又集合在市立监狱的大门,控告狱长胡卫仁(译音)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并且冲进去占领了整个建筑物一段时间。风暴临及每个牢房及娱乐室,他们对一些人入狱者施加粗暴动作。显然在这次事件中,倪柝声增被人打倒并扭伤了一双手臂。此时,“新的思想”代替了以前在狱中的改造学习,经过选择的监狱图书也随之附和此种说法。
一九六七年四月倪柝声十五年的监禁已经结束了。这时第一市立监狱的扩音机不时地警告其他囚犯:“如果你被判五年或七年,虽然你的时间已到,而我们对你的改造仍不满意的话,你将再延长五年或七年。”全世界各处的人都为他的释放祈祷,虽然张品惠的身体情况很差,心中也坚信有这么一天,但只有少数人包着乐观的希望。两位在香港及上海的姊妹在通信中常提到“大弟在家吗?”回信总是:“大弟不在家”。
一九六七年政府分发了八亿六千万册,四合本的毛泽东“选集”,三十五亿“语录”(小红书),加上十亿本的选读及诗。当时持有一本圣经是危险的事,几个月以来,有十三次红卫兵闯进张品惠的小屋子,搜索她私人的财物、嘲弄及破坏每件基督教的东西,像其他人一样,最后由于她在这里极度的焦虑下,已濒临完全崩溃的边缘。虽然信徒尽他们所能的帮助她,但那时只有神能扶持她。
从这年以后,全国教会的服事完全停止,少数的教会职员受命回到他们的家乡。所有各种信仰的宗教建筑物予以“世俗”化,并且把反宗教的宣传贴在它们的墙上。“天风”杂志暂停出版,以后再没有出现过。
十二月香港聚会所的长老传来一些话,显然是人民政府的高层许可倪柝声及张品惠被赎离开中国大陆,如果他们原把一笔可观的美金存进中国银行在香港的分行;其他人也有过这种案例。后来据报道,北平有“一个政治犯及他的家属,脱逃到西方”,但多数人相信他们是用了一笔相当大数目的款项,在一种彼此同意的情况下把他们买出来。由于东南亚中国信徒对倪柝声的热爱,他们很快的搜集到这比赎金且超过了数目,预备好作指定的用途。然而,在一九六八年年初,同一个官方消息的来源说 ,这些交易被取消,赎金退还解约。我们可以猜想什么事使这个计划取消。
假定这个奉献是真的,当它通知倪柝声时,他一定得决定要接受与否。从十二月由一位逃难的人带一封他的手笔到香港,当时他的身心情况都很好,所以一些曾经与他非常熟悉的青年同工们认为,他像是古代那些信心的人们“不肯苟且得释放”,是他自己拒绝了这个提议,这是他向来的性格。他为持守自己的原则,在中立的事情上与政府合作,如学习、劳勤、翻译的工作等。他愿意;“顺服在上掌权的”,一点也不破坏别人对他是一忠实的基督教印象。他的榜样对其他许多有相同遭遇的人极有助益,假若他“脱逃到西方”必给他们有一种妥协、退缩的失望榜样。
另一方面,他不仅是在狂妄人的手中;也是在神的手中。无疑人们心中都知道他是被陷害,并且他的“罪行”也是虚构的,但神必按着祂自己的道路来带领他,以至神能向他说:“你是有福的。”(太五11)
倪柝声早期的生命中,曾藉着一些基督教徒学了“破碎”的功课,他自我的力量曾被神摸过而破碎了(正如雅各在雅博渡口),因为更经历了神那常新的能力。当他软弱时,就在神里面得着刚强(林后十二10)。他说:“我不能抓住你,但是我能祈求你,我没有信心,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仍相信!”当他到这个地步时,神因着他的依靠而工作,倪柝声在属灵的学校中从未寻求毕业。他曾对文德里的聚会说:“我们永远都是学生,但是在某些点上我们必须学会基本功课,经过这种学习以后一切就都不同了。从这点开始,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超过我们所曾梦想的”。有一次,他在早餐时,拿起一块饼干,把它劈为两半,然后再把两半小心地合在一起,他用这个饼对这观念做了一个极有效的说明。他笑着说:“你看它是好的么?但它永远不能跟以前一样了,不是吗?你也是一样,当你被神轻轻的一摸,你就必须屈服下来。”
倪柝声里面的安息,是出于他对神旨意的认定,他的生活可能是神给人最大的恩赐。一九四九年他选择从香港回大陆,他确信在新中国,神给了他一项任务。现在 ,无论外面如何,他仍然一直觉得神能在这儿用他,他常说:“当我们的环境不如意时,那并没有太大的妨碍,我们都是从安息着手,但是当我们从耶稣学会如何说:『父阿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太十一25~26)我们便会发觉另一个安息。神知道祂所做的,并且信徒的一生中没有一件事是意外的。对于那些完全属祂的人,凡事临到他们都是好的。”
“我们奉献做什么呢?不是要做基督教的工作,而是为了神的旨意,成就祂所喜悦的。神早已预定了每一个基督徒的道路,假若我们在人生旅途终点能同保罗一样说:『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那么我们真是有福的。旧约的圣徒服事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人们睡了,但主却永远长存。神自己可以完成祂的工作,但祂却赐给众人,我们的工作可能受损,但祂的工作永远不受损。祂仍然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