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大尼

一位作罪人的朋友的无罪者

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日子,魔鬼认得他、病人紧抱他,罪人用香膏浇在他头和脚上。同时,他也冒犯了那些绝对认定神应该如何的敬虔犹太人。犹太人对耶稣的拒绝,令我怀疑今日宗教的模式会有什么作用?是否存在我们心中的所有根深蒂固的耶稣形像,合适我们敬虔的期望,但是却和福音书中清楚描述的人物不同呢?
耶稣是罪人的朋友。他称许一位摇尾乞怜的税吏比敬畏神的法利赛人还好。他第一次公开承认他是弥赛亚,是向一位曾经有过五个丈夫、如今仍与还不是她丈夫的人同居的撒玛利亚妇人;在他临终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他所赦免的强盗,完全没有任何机会能有属灵的长进。
然而耶稣自己却是完全无罪。“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他是这样地教导。法利赛人想要寻找耶稣违背摩西律法的证据都是徒劳的。不错,他是触犯了他们的一些传统,可是在他“正式的”审判上,唯一成立的罪案是他后来承认他自称为弥赛亚。
我惊讶地看出,耶稣在对罪人的恩慈,和是罪恶的仇敌是如此不妥协地混合,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我几乎看到都是对罪的恩慈和罪人的仇视。我们在嘴上会说“要恨恶罪,但是要爱罪人。”但是我们真的是如此实行吗?
基督的教会一直有办法来软化耶稣在道德上的强硬话语,在最早的三个世纪,基督徒都倾向于把主的命令“不要与恶人作对”(或可译为“不要抵挡恶人”)按照字面接受。但是后来教会却发展出一套“正义战争”的教义,甚至还有“圣战”的说法。在历史上,一直都有一些小的团体,他们遵照耶稣的吩咐,弃绝财富,但是大部分都是活在有钱教会的边缘。当今有许多基督徒,一方面激烈地责备同性恋——这是耶稣没有提过的事情,他们却完全不顾耶稣直接了当的命令——不可离婚,我们总是不断地重新定义罪,并且改变强调的部份。
同时,组织化的教会用许多精力来对付外面罪恶的世界。(像“道德大多数”这种名称,只对已经在里面的人有吸引力)。我最近参加一个话剧演出,是一些有爱滋病的人彼此支持的组织。这个话剧的导演说他所以演出这一出戏,是因为他听到一个本地的牧师讲到,每一次他听到一个年轻单身的爱滋病男子的讣闻,他就庆祝一番,因为他相信这是神不同意同性恋的记号。我很担心,教会日渐会变成罪人的仇敌。
太多次,当罪人觉得不被教会所爱,教会就不断地改变罪的定义——这和耶稣的作法刚好相反。真有点不对头了!
(山门•罗希戴,在他早期的一本书《羞耻》中说过,历史上真正的斗争并不是贫和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或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和清教徒之争。社会风气在一些人认为“什么事都可以干”和另外一些人说“哦,不行!”中间摇摆不定。英国复辟运动和摄政共和、美国自由联盟(主张什么都可以)和宗教权力(主张道德重整)、现代世俗化(主张西化现代化)对抗伊斯兰教基要派(主张复古以可兰经治国)。好象要证明他所说的对,不久,伊朗政府悬赏一百万美金取他的性命。)
历史上充满了律法条文主义和颓废主义,到底怎样才能一方面坚持高超的道德清洁,同时还能对那些未达标准的人表现恩慈呢?如何能拥抱罪人的同时却不鼓励罪恶呢?基督徒的历史上很少有像耶稣那样的榜样的复印。
在我考察耶稣生平的过程中,我同时也阅读一些有关头三个世纪信仰的研究。早期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好,非常着重道德的清洁。一个要受浸的人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教导,教会的管教是很严格的,罗马皇帝不时地逼迫,也帮助教会清除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就是异教徒的观察者,也被基督徒向被迫害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并且投入关怀贫穷的人和疾病的人的作为所吸引。
到了康士坦丁大帝时代,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定基督教为国教,并且由政府资助。在他统治的期间,仿佛是信仰大胜利的日子,因为皇帝不但不迫害基督徒,反而用政府的钱来盖教堂,并且举办神学会议。多么可悲!这个胜利是带着极大的代价!两个国度搞混了。政府开始派任主教以及其它教会的官长,很快,一套和帝国组织相似的制度就建立起来。这些基督徒的主教就开始将道德标准加在一般社会之上,而不再仅限于教会之中。
从康士坦丁大帝以后,教会就一直面对要做社会的“道德警察”的试探。天主教在中古世纪,加尔文在日内瓦,康威尔在英国,温卓普在新英格兰,苏俄的东正教——每一个都尝试将一些基督徒的道德来立法强制推行,每一个运动也都发现很难将恩典告诉别人。
当我注视耶稣的生活,我才明白,我们离神圣平衡有多远。仔细听登山宝训和阅读现代美国教会的写作,我有时会发现现代教会比耶稣还多一点基督教的味道。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却是罪人的朋友。这两方面都应该令我们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