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准备在天堂相会的人
“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12:3)
“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来12:1)
1.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教会历史资料中记载,英国有一位安静的青年姊妹,以百般的忍耐向一位顽童传福音,并两次送他衣物。而这顽童却不断欺骗她。终于姐妹的忍耐获胜,使那孩子归向基督。那个孩子就是后来的马礼逊。他是现代东方开荒布道的先锋,成为神对几百万中国人布道的开端。
这位马礼逊于1807年9月8日乘美国货轮“三叉戟”号由纽约抵达广州,但由于清朝政府的闭关,马礼逊只好躲在美国商馆里学习中文。翌年,不得已转往澳门,并于1809年2月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担任译员。为此忍受了许多误会冤屈。
他历尽苦难于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了新旧约全书中译本,这是他和中国助手们十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晶,也是他为中国人所准备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他和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传讲基本信仰的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国人。他们于1815年8月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据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民营中文报纸。又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开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先河。
马礼逊的另一项重大的文字工作是编纂【华英字典】,1817年在澳门出版了第一卷,到1823年陆续出齐,共六卷,4595页,其中仅从康熙字典里所收的汉字加英译就达四万余字。这是他对中英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贡献。在他来华宣教第七年,即1814年,为第一位中国信徒施洗。可见当时向中国人传福音何等艰难。
马礼逊在中国工作只有二十余年,然而付出了他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妻子和一个儿子都因病早逝。不久他亲爱的同工米怜也先他而去。在极大的孤单伤痛中,坚持留在中国,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来华后十七年后才探访故里,以后再也没有到过生长他的故乡。1834年因患急症在广州去世,终年52岁,灵柩被移往澳门。
2.戴德生
戴德生于主后1853年9月19日生于英国约克郡班士尼镇。1853年9月19日,21岁的戴德生乘“敦费士号”离开富饶的祖国,1854年3月1日在上海吴淞登陆。青年的戴德生撇下故乡亲人,远涉重洋,只身前来迷信深重、苦难的中国,以性命与眼泪传扬福音,一生为中国罪人灵魂奔波挣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传教的开始阶段,他无数次遭受中国乡人的野蛮凌辱折磨,行李被骗,以致因饥饿、困乏、中暑昏倒在路上……在1868年8月23日的“扬州教案”、1900年“庚子教案”中,戴德生遭受同工被残杀殉道的无比伤痛与巨大压力,身心几近崩溃……然而,为着中国亿万灵魂,他以“基督的柔和谦卑”的爱,毅然拒绝中国政府的赔偿。
为使他身上流露出基督十字架的甘美,神的手一直在他身上,当他的爱妻与亲爱的儿女,一个一个离他去世的巨痛中,曾有数次“呜咽得泣不成声”肝肠寸断……然而,为着实践他在神面前的诺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没有一丝一毫退却的意念。
为中国人劳苦一生的戴德生,于1905年6月3日逝于湖南长沙。他的遗体在内陆众圣徒献给他的鲜花丛中,经湘江驶入长江,埋在江苏镇江,与他的爱妻玛莉亚和死在中国,四个孩子们的墓在一起。在他离世的一年,内地会宣教士已增至828名,散布中国18个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藏,西南至云南。
1951年因中国政局剧变,戴德生创建的内地会,忍痛撤离中国大陆,在其它亚洲国家继续拓展福音,并易名为海外基督使团,直到今日。
3.李文斯敦
提起非洲宣教事工,没有人能忘记大卫李文斯敦这名字。十九世纪的非洲有“黑暗大陆”之称,因它不但文化落后,难以开展福音工作,甚至有野蛮吃人的陋习。这位伟大的宣教士却深入非洲内陆,经历多次危险;好几次被狮子袭击,甚至有一趟肩膀被撕破了。在一次深入非洲内地工作时,先后害热病三十次;雇来的挑夫也多番挟带他的财物逃走,土人又屡次三翻予以威胁。然而李文斯敦始终热爱着非洲。自1841年他抵达非洲后,当中除有两年返国与家人相聚外,他一直都留在非洲侍奉,直至客死于此。
这位深受非洲人爱戴的宣教士,本是一个贫苦苏格兰人的儿子。十岁那年,他就被送到纱厂里工作。每天清早五时半起床,一直做到晚上八时为止。每晚工厂关门后,他就到夜校去上两小时课,这样半工半读有十三年之久。李文斯敦终于加入宣教士行列,前往非洲工作。他在南非时,十分不满只有沿海地区的宣教工作。于是寻找远离其他传道站的工场,深入内陆旅行。
由于他热爱旅行布道,盼望为基督的国度拓展土地,婚后仍带着妻儿往来蛮荒之地。因为妻儿不适应,加上别人的劝告,李文斯敦只好与家人分别,让他们回英国去,而自己则继续孤单的旅行布道工作。他在一封家书里,向他亲爱的妻子道尽他对家庭和工作的矛盾……为着“首先服侍主”(信中言)他选择了为福音不得已放下家庭与爱妻。
当时有些奴隶贩子进到非洲内陆,带走大量的人,带到海岸的奴隶市场去贩卖。在李文斯敦的旅途中,他常遇到漫长的奴隶行列,他碰见不少被焚的村落和被遗弃的奴隶尸体。因此,他爱非洲人的心越发强烈,迫切地盼望能早日到内陆传道,并要向土人介绍正当的贸易途径,以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勾当。
有次,挑夫偷走他的药箱,使他在一个热病猖獗的地带,度过了四年没有药物、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生活。当他回到基地时,他财物早被土人带走,因他们断定他已死去。十八天后,纽约先锋报记者史丹利到达他的基地,及时带来需用的物资。这记者一心想得到李文斯敦的第一手资料,跟他住了四个月,并劝说他返回文明世界。但他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史丹利只好离去,让李文斯敦继续进入内陆工作。
在接着的十个月中,他忍受着疾病的摧残,靠人抬担架前进。他在信中写道:“倘使良善的主容许我制止内地贩奴的滔天罪恶,我甘受苦饿而毫无怨尤,我将以整个心灵感谢祂的圣名。”
1873年5月1日清晨,在非洲内陆一个荒僻的地方,人们发现李文斯敦在床前死去。他死后不久,非洲的奴隶市场终于关闭!热爱他的非洲人,要求他的随员把他的心脏埋在非洲一棵大树下,把他的名字刻在树干上,以作纪念。他们哀痛一番后,便用帆布和树皮包裹用盐腌过的尸体,抬它步行了一千五百多里到非洲的东岸,再运回英国,下葬于西敏寺。在他生前的日记中写着:“我的耶稣,我的君王,我的一切,我如今再一次把自己整个向祢奉献,求祢接纳我。啊!慈悲的天父,求祢使我能在离世之前,及早完成我的工作。”
4.孙大信(Sundar Singh公元1889-1929年)
孙大信生于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宗教气氛浓厚,尤其是他的母亲,更是一个虔诚的锡克教教徒。在大信十四岁时,母亲就逝世了,这对大信确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母亲在世时,大信已常感到心灵空虚,没有平安,母亲死后,这个感觉就越加强烈;于是凡有关宗教的书籍,他无不搜寻阅览……然而,心里不安比前更厉害。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于是他试着祷告说:“神啊!如果有神,求你把正路指示我。我就作一个沙陀;不然我就要自杀了。”约一小时后,室内忽然有大光,他以为是起火,于是外出察看,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回到室内,只见满室云彩,云彩中有光亮的人,面上充满慈爱。大信起初还不知他是谁,但细心观察后,发觉此人手上有钉痕,原来正是他所反对的耶稣向他显现。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要记得我曾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你刚才祈求正路,为什么不走上去呢?”孙大信这时才恍然大悟,从此,他的生命整个改变过来,有了神所赐的喜乐和奇妙的平安。
大信信主后,受到很多逼迫。家人亲友甚至迁怒于大信所就读的教会学校。父亲逐他离家。有一次,富有的叔叔领他进一地洞,让大信看看从未见过的金银珠宝。叔叔说:“我只求你不要信基督教,免得后来凌辱我们的门第。”说完,就把头巾解下,放在大信的脚前(这是印度礼中一种最谦卑的恳求),并指着那些珍宝说:“你若肯回锡克教,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大信见到叔叔露出头顶,眼泪也流出来……但是他仍没有丝毫让步。大信后来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试探。
家人盛怒之下竟丧尽理智,一面迫他出走,一面在他饭盒里下了剧毒。待孙大找到附近村落的牧师时,毒性可怕地发作起来,大夫检查后说已是无药可救,只待明日参加他的葬礼。孙大在口吐鲜血、陷于极端的痛苦中……然而有一强烈感动告诉他:神必定赋予使命叫我在地上为祂作见证。他蒙神奇妙拯救活了下来。
十六岁的孙大信已正式开始了他的宣教生涯。他四处传道,足迹遍布十多个国家。他经历过不少危难,但也多次蒙神拯救。有一次,他在讲道,那里的人初时以为他是印度教沙陀,所以待他很好,但后来发觉他所讲的是耶稣,就把他赶走,大信只好住在山洞里。第二天醒来,见洞中有一尚未睡醒的豹,原来他在豹洞中睡了一夜。这事却成了他讲道的材料,他在第二天讲道时说:“人不接待我,豹反接待我,实在人还不如恶兽之有爱心。”
大信十九岁时已下定决心要入西藏传福音。由于曾有一佛教圣人预言西藏有一天会被外国打败,连偶像也被消灭,所以他们特别反对外人入境或传别教。但孙大信什么也不理,只管在当中努力传福音。他的一位锡兰朋友说:“孙大信定意在西藏冰雪中赤足而行,为的是要表现他坚强不拔的信心,以领人归向基督。”孙大信也踏足锡兰,缅甸,马来西亚,日本和中国。他觉得中国人很朴实坦诚,回国后曾对人表示:“如今怀人怀地,爱慕中国之心,未尝一日去也!”
1918年,孙大信在南印度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传道旅行。他所到之处不分教派都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夜以继日地领会,接待个人或团体的直接来访,并为几百、几千要求代祷的人尽上本分。人们包围着他,使他几乎没有吃饭的时间,不眠不休地不停工作。他有时坐火车、小船或牛车等到各处布道,人们欢迎他,巴望他来给他们解决问题,并争先恐后地要听他证道。他胸中有一股圣灵的热火在燃烧着,他的宣教具有无比的震撼力量。
曾有人问及他一生最大奇事,答说:他在西藏的拉萨传道,遭受反对,被掷下井,想任他饿死时,突然有人把井上的锁开了,把他从井中拉出来。正当他要看看是何人时,那人已不见了,他的伤也完全好了。其实大信还有不少类似的经历,又如有次预备过河时,忽有人背他游水渡河,事后那人亦突然不见了。他深信这一切都是神亲手的保守。
孙大信最后一次入西藏,是在1929年,以后就再没有信息了。在他起行之前,曾写了一封信给柏克夫人说:“我今天起程到西藏去,我知道行程上的危险和艰难,但我应当顺从主的旨意。若神叫我仍旧平安的回来,我就立刻写信给你,否则我们就等到主的足前再会吧!”
5.宋尚节
宋尚节于1901年9月27日生于福建省兴化县。9岁时参加家乡举办的一次盛况空前的奋兴会,13岁开始随父下乡布道。由于他的学习成绩超人,后得多人之助到美国留学,假期中也常下乡布道,得到很好效果。直到他得化学博士荣衔之后,才决志献身传道。致被误送入疯人院193天,神使他在此学习更深十字架顺服之路,然而他在医院中用神所示的四十种方法,把全部圣经读了四十遍,使他深刻领会神所启示圣经真理何等珍贵。
宋博士是穷牧师之子,父亲希望他回家能替他肩负经济重任,谁知回国东渡之际,将七年用血汗换来的奖状、荣誉等都抛入太平洋,以示献身的决心。按照神预先指示宋博士的,在他一生的十五年工作中,共分五个阶段,每阶段各为期三年的圣工。其表征是“水”、“门”、“鸽”、“血”、“墓”五个时期。
第一阶段是“水”:即预备的时期,从1927年11月由美国回中国途中,好像施洗约翰用水施洗,是为了“预备主的道”。
第二阶段是“门”: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起,他离开福建家乡,主为他开了福音之门。
第三阶段是“鸽”:由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开始,中国教会得圣灵的浇灌,好像鸽子的降临,只在这阶段的三年中,宋博士带领十万人悔改归主,其中有许多人献身于圣工上。
第四阶段是“血”: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起,正是日本攻打中国时期,到处都有流血事件,宋博士本身的痔漏也在出血。
第五阶段是“坟墓”:从一九三九年开始,他因病被关闭在医院里,恰好当时中国所有港口也都被日本人封闭,这阶段正应验了他的预言:他再不能四处奔跑传福音,有许多人时常到他家中寻求神智慧的言语,查考圣经要道。到了1942年8月16日拂晓,他对妻子说:“神已指示我,我就要回去了。”18日凌晨,他便安息主怀。他在世只寄居四十三年,短短的十五年圣工中,震撼了中国和南洋教会。为着他所爱的主,也为着亿万同胞灵魂,以一颗焦急燃烧的心,竭力拼搏,死而后已。
6.庚子年殉道者
1900年夏天爆发的义和团事变,当然有其十分特殊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义和团起源于山东,蔓延于直隶(今河北),而大盛于山西。在号称“山西屠夫”的巡抚毓贤全力剿杀之下,各差会在山西的宣教士及他们的家人,非死即逃的无一幸免。在朔平(今右玉)、太原、大同、太古、汾阳等地,都发生规模较大的屠杀,其中又以省会太原(7月9日)最为严重,在毓贤亲自监督甚至动手之下,一共杀死四十五名洋人,其中属基督教者33人,属天主教者12人。
据一位全程目击太原屠杀的中国信徒描述,英国浸信会的法牧师(George B. Farthing)首先就义,他很勇敢地跪下祷告,然后一刀毙命,身首异处。男人杀完后,接着杀女人;女人杀完后,最后杀孩童。一共有十一个孩童被杀,包括法牧师的三个孩子在内。
有一位从寿阳被押到太原来处决的毕牧师(T. W. Pigott)一路上只要囚车停下休息,他就把握机会向前来围观的群众讲道;一直到受刑的前一刻,他仍苦口婆心地劝人信耶稣。他的妻子与儿子也同时遇害。
在山西省若依宣教士殉道的人数排列,则内地会最多。若依殉道者的比例来看,则瑞典圣洁会、美国公理会等差会,其人员折损率都更为严重。瑞典圣洁会的十位宣教士正在右玉开年会,结果在6月29日全部被杀。美国公理会的宣教士,分别在太古(7月31日)与汾阳(8月15日)遭到屠杀,也是全军覆没。他们都是美国奥柏林大学的校友,连家人合计一共是十五人。
死于汾阳的艾牧师(Ernest Atwater),先是有两个寄读于寿阳毕牧师处的女儿在太原被杀,继而是夫妇与三个孩子(包括尚在母腹中的一个)在汾阳遇害,一家七口殉道应该是这次事变中的最高记录了。艾师母在最后的家书(写于八月3日)中,表示她并不后悔到中国来,只是遗憾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太少。奥柏林大学为了纪念这批在中国殉道的校友,特地在校园中设立大型的纪念碑,至今犹存。
得以活着逃出山西省的宣教士,也都经历了身心巨大的煎熬与痛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最后一段所提及的那些遭遇:“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正好就是他们的最佳写照。以内地会为例,从山西省的中南部,有四支队伍逃出,总人数为34人,分别经过长达五、六十天的惊险过程,最后都逃至汉口,但仍有四个大人与六个小孩在途中丧命。
除山西省外,山东、直隶、河南等省,也都是宣教士们拼命逃离的危险地带。而在直隶的保定府与浙江的衢州府,也都发生了屠杀宣教士的事件。耶鲁大学毕业的裴牧师(Hora – ce T. Pitkin)在保定遇害,激发起耶鲁基督徒团契向中国宣教的热忱,导致“耶鲁在中国”(Yale-in-China)差会的设立,在中国宣教史上留下极为深远的影响。
事件平息后,绝大部分宣教士都愿意重回原来的工场,而各差会折损的人力也很快的得到补充。内地会的索牧师(A. R. Saunders)夫妇就是令人敬佩的例子,他们在逃亡中丧失了两个可爱的女儿,而他们自己的健康也受到严重的侵害,但是直到卅年后,几乎失明的索牧师与两耳重听的索师母,虽均年近七旬,却仍忠心地在中国侍奉。总之,在一九〇〇年的庚子教难中,有将近二百位宣教士和他们的家人,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被杀,倒毙在血染的中国大地上。然而,正如教会历史上所一再证实的,殉道者的血成为教会的种籽与养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中国教会大约增长了三倍,而宣教士们放弃赔偿、以爱报怨的响应,使他们倍受中国同胞的敬重,一扫其在庚子教难中所受的耻辱。
所惜的是“庚子教难并没有产生优良的殉道文学,可以流传给后世信徒的。尤其是在中文方面,连比较完整有系统的记述都找不到一部,这是很可惋惜的事。”(《殉道文学及其它》,道声出版社P30)由于绝大多数受难者的真实心声未能公开传达,反倒是极少数宣教士们的不当言行受到刻意渲染,于是造成无数的中国同胞极深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