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大尼

生物变化之实况

进化论的另四大证据,地理分布而生之差异,退化之器官,藉人工育种方法所得之变种,及遗传构造上之突变,都指出一些实际的变化。生物界有这些变化是殆无疑义的,创造论者并不坚持“品种”的不变性和各种人为的分类法,他所坚持的是创世纪第二章中神所造的乃是各从其“类”,同类生物中虽有有限度的变化,但并无证据显示此种变化可以无限制的发展,他相信无论如何变化,总变不出“类”的遗传范围。
我们对这些变化加以仔细观察,便可发现他们属于两大类型,为了便于讨论,姑称之为“自然差异”(Variation及“突变”(Mutation),前者是同类生物中之正常变化,如同胞兄弟亦无完全相似者,因在同类生物之遗传系统中可以包含许多自然差异的因子,如眼睛的颜色,身高,颅骨的形状等。这些自然差异之出现完全符合孟德尔遗传律。藉着分离、育种,多少可使某些遗传性格成为明显,以致“较纯的品种”被育成。
被造的同“类”生物虽有相当多的自然差异及不同的品种,然而这种自然差异,却有很明显的界限,因此,一般的差异,变种及纯种,都并不支持进化论。易言之,新“品种”虽可培育成功,而新“类”则否。
“突变”是指超出正常自然差异之范围,系一种崭新的性格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极其重要,所有进化论者均深信突变再加上适者生存的天演淘汰法则,乃生物进化的基本方式!这也就是所谓的新达尔文主义,又称为“新综合进化说”(Modern evolutionary synthesis)。这两个名词尤其常被用于强调生物群体的进化。
突变的确发生,而且成为遗传组织的一环,按盂德尔氏律遗传给后代。一项由突变所产生的可遗传的性格,若是能使该生物更有利的参与生存竞争,则这种突变有其存在价值。也许,积年累月之后,在一连串有益的突变积聚之下,一种更适于生存的新“类”会进化出来。这种说法似乎言之成理。
然而,突变说至少面临两大难题,这些难题乃使其濒于痴人说梦之境,而不再属于可被验证的科学知识。
其一是所有被观察到的突变都是极微小、无足轻重的变化,就是所谓的微突变(Micromutations)。一“类”生物想要藉突变成为另一“类”,起码需要数百万计的微突变才行。即使有无限的时间容许这些突变累积,这种说法仍是讲不通的。因为每个生物都是一个完整个体,其体腔内各器官及组织间均有许多精密且重要的相互关系,如此复杂的系统居然是由微突变极慢的演进而成,实在是无法思议,也是不能证实的。对于一个原始生物而言,一个尚在发展期的眼球、心脏、或肝脏,会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这些器官若不是一开始就完整的出现,那不仅无用,甚至对生物有害。
另一难题更为严重,目前几乎所有观察到的突变都是有害、甚或会致命的。有益的突变极为少见,还有少数被认为有益的突变,其确实性仍有斟酌的余地。因此,究竟是否有有益的突变都值得怀疑,连进化论的遗传学家都公认,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突变都是有害的。
其所以然者,理由很明显。每种生物的遗传系统都是构造复杂,作用奥妙且配合精密的,用以传递母体之性格。突变则是这复杂且精密的系统受到外在因素干扰(如放射线、强烈的化学刺激、或其他刺激)所引发毫无意义的变化(Random change)。当遗传系统因干扰而变化时,该生物必然受到影响,而此影响几乎全是有害的。因为当任何一个高度精密的系统发生无目的的变化时,能使该系统更进步之机会近乎于零。
姑假定这种极小的机会果真发生,而且突变后的生物是较进步,也较能适应环境,但是要从一类生物变为另一类需要数以百万计的这种微突变,而这只不过是百万中的一次而已。两个有益的突变连续出现的或然率当然更小。一个无目的的变化,其成功的机会与该系统的复杂成反比,若由单细胞演进至今日如此复杂奥妙的生物界,其所需要的微突变将多得无法计算,甚至无法想象。
为了解决这困难,有些进化论者想出一套“大突变”(Macro-mutation)的说法,例如一个完全实用的眼球可藉一次突变忽然出现于生物身上等等。但是实验室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突变,而且大突变也无法和其他已知的生物现象扯得上关系,这种想法的荒谬可以叹为观止。
在英国,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飞蛾颜色由浅变深的现象;细菌对盘尼西林产生抗药性,昆虫对灭虫剂产生抵抗力等事实;是进化论者认为成功的微突变的实例。然而这些例子最多仅是同一品种之微突变,在同一“类”的范围中微变而已。再者,这些变化究竟是否真正的突变还成问题,极可能这仅相当于育种学上的变化,是由原先已存于遗传组织内的基因由于不同的环境及自然的选种而发展成的“自然变异”。这种为适应环境而生的变种,其发生过程不需长久的年代,而是快速的完成,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是神在这些“类”生物的遗传组织内早就安置了这些因子。
由此可知,在同一“类”中发生的自然差异也好,或是破坏性极高的真正突变也好,两者都不足以证明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