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平壤和逼迫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八18)
日本自从1895年战胜中国以来,一直迅速行动。只有俄国仍然反对日本霸占韩国,所以俄国必须被歼灭。这愿望在1904至1905的日俄战争中达到了。俄国被打败之后,日本与韩国签订条约,“保护”韩国免受外国干预。这条约不过是些门面功夫。日本一直都想吞并韩国,而终于在1910年,野心得逞。这对韩国人来说是耻辱的一击。
日本从军职人员中,委派一人在韩国任督军,这人统治手法严峻苛刻。日本对教会存戒心,究其原因,不外是因为爱国情绪正在基督徒的圈子中沸腾起来。
个人自由立即受到限制,出版自由更被取消。除了政府印制的报章之外,所有报章一律禁止发行。所有政治性聚会都被禁止。提议订立这些法例的是代表督军寺内先生行事的明石本。
基督徒也受诸般限制。为了某些原因,旧约圣经和启示录被列为禁书,取材自这些经文的讲章也被禁。日本人不喜欢启示录,是因为其中提及有一新天新地。但尽管有这许多禁例,教会仍然增长得异常迅速,特别是在韩国北部--在平壤及附近一带。马法德先生在种种反对之下,仍然继续他的事工,神亦赐福给他。
1911年,日本政府要积极铲除所有基督徒。他们假设罪名,诬告基督徒在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企图行刺督军。这虽然是故意捏造的谎言,但却给日本政府一个藉口拘捕七百名基督徒,其中一百二十名终被提控,有一百零五人被判有罪而要服刑。马法德先生也被控串谋其事。
他被控以橙箱偷运枪械,企图暗杀督军,但事实上事发时他根本不在韩国。控方的证供捏造得过于错谬,结果终于撤消不对他的指控。
日本人在施行酷刑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许多基督徒因而饱受折磨。但除了肉体的折磨外,他们更采用其他狡猾的方法。1913年,日本修订法例,使执业医生不能再以传教士身份,取得牌照在韩国传道;1915年,又立新法例使所有宗教部归于政府管辖之下,牧师和传道人要先取得某些资格,而监检十分严厉。政府给予基督教学校十年的限期,去符合一些新的规定。看来他们信仰的基础--圣经,将渐渐被禁止在校内使用。
基丰一家人于1915年上旬回到平壤时,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受到马法德医生和其他基督徒的亲切欢迎,又住在城中一所小房子里。尽管日本压制重重,但基丰一家对食物和其他奢侈品的供应,感到十分惊喜,因为那是济州岛所没有的。孩子们最喜欢可口的“甘枝”--腌菜,而营养极高的豆类,也是他们所喜欢的食粮之一。那时候的韩国,并没有牛奶供应,因为韩国人认为榨取牛奶,是一件残忍的事,但用黄豆所造的甜饼,却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一种奢侈食品。
一家安顿了之后,基丰就开始四处传道,只要情况许可,他就随时随地的传福音。他并不认为他的假期是什么也不做的,反之,国家处境是这么危急的时候,时间实在太宝贵了。他帮助其他本地的传道人,把失丧的灵魂带到基督那里。
他特别感到高兴的,是有机会与马法德牧师重聚,他们二人常聚首一堂,讨论每况愈下的情势,一起为以后的工作祷告。马法德特别为学校的将来担扰,而基丰也有同样的忧虑。
基丰一家到达平壤之后不久,哈美就诞下第四子沙容。
1915年的另一件喜事,就是马法德先生再婚。他与前妻裴士美医生在1899年结婚,婚后生下两个儿子。她在1912年逝世时,马法德伤心至极。她是个了不起的妻子,对基丰和哈美也影响极深。1915年,马法德医生与前妻的侄女,当老师的裴士璐结婚,婚后又诞下了三个儿子。她也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多方面协助她的丈夫,李家也十分的喜爱她。
基丰一家在平壤逗留了差不多两年。1917年,他们的小儿子染上霍乱,不久之后便病逝。基丰和哈美痛心不已。他们曾为他的病况迫切祷告,但神却以把他取去为美事。然而,神也不忘在人丧痛之余,赐下安慰和支持。沙容死后数月,在他们将要离开平壤之前不久,哈美就诞下一位女儿沙拉。
1918年,基丰应邀到一所位于韩国西南岸的一个海港--群山的教会去。当时日本政府的压制手段日益凌厉,基督徒为道吃了不少苦头。平壤的基督徒领袖对时局情势,越来越担忧,不断长时间的禁食祷告。几个月后,各人终于决定要采取明确的行动。
1919年3月1日,三十三位代表在汉城签署韩国独立宣言。签署的代表之中,有十六人是基督徒领袖,其中两人更是基丰在神学院中的同学。基丰没有作签署的代表,因为他当时身在群山,但韩国各地大部份基督徒都支持这份宣言,并且参加随后的示威游行。那是一场和平示威,是韩国人极力争取自由的表示。示威领袖清楚说明不得采取任何暴力行动。
“无论怎样,都不要侮辱日本人,不要掷石,不要挥拳相向,因为这些都是野蛮人的行径。”这就是发起运动的领袖的要求。
在某一方面来看,这个运动是幼稚而无能的。正因为大部份签署的代表都是基督徒,日本就以教会为主要的报复对象。在汉城,差不多每一个基督徒牧师都被捕入狱。警察逮捕无辜的人,要是他们自认为基督徒的话,就更残忍的殴打他们。特别在农村地区,残暴的程度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把一些信徒锁在教会内,然后放火烧会所,逃生的人,即用刺刀杀死。其中一次教会放火事件中,三十九人被烧死,约一千人在逃生时被杀。此外,私人房屋也遭破坏。1918年4月1日,许多学校和教会都被烧为平地。
尽管日本政府施行种种残暴手段,但教会并没有被消灭,反之,暴行只有令基督徒更勇敢,激动他们心里的无畏精神。他们面对最残酷的暴行,但仍然决心为基督受苦,许多人因此殉道。他们更成了为韩国民族争取自由的先锋。所有人民的心中,都重新燃起了爱国的热忱。同时,基督教传教士也开始把情况报告给西方教会知道。一位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史高非医生,不单写信回国向总部报告;更写信给日本基督徒领袖,因此,整个世界的基督教圈子都逐渐知道韩国的情形。
世界舆论忽然转向批评日本,四方八面都抗议他们这样对待基督徒。自由世界的教会上书请愿、去信报章,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抗议日本。即使在日本本土,也有不少反应。日本教会也听到有关屠杀基督徒的消息。日本教会联会于是派遣循道教派的宣教部委员秘书去调查情况,他的报告也强烈谴责自己的国家。
在一片抗议声中,日本被迫改变态度,必须稍稍收敛,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1923年,日本政府撤消了要基督教学校在1925年前停办的规定。这证明1919年的宣言并非徒劳无功。这宣言后来更带来不少好处,虽然在这过程申,许多基督徒都难免要洒血牺牲。
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又怎会真正了解受苦受逼迫的滋味呢?他们可以自由敬拜神、参加教会聚会、以真理教导孩童。他们有那么多权利,又怎会真正了解什么是为信仰牺牲?韩国的基督徒虽然受苦,但韩国的教会却很兴旺!还继续极迅速的增长!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十六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