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工作的再思
由于当时国共内战的结果——南方地区还有一段自由的时间。因此给上海的弟兄们打开通往西藏的道路,他们觉得神呼召他们到西藏边区的云南,两年之间就有六位到达那里。他们在藏人中得到热烈的反应,但是非常缺乏文字供应,藏文的小册子及圣经都是由上海印刷,再由船运经河内抵达那里,却遭法国政府的没收。倪柝声为此感到非常气忿,所以他另外安排将铅版空运到云南,直接在当地印刷,虽然这样拖延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问题终于解决了。
中国各地福音工作的扩展,其推动成功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在宣教团体中的信徒,他们对倪柝声信息刊物需求增加,书报及解经书籍,深入各个基督徒家庭,供应了因著兴奋会所兴起的人们,因为他们还没有进一步的喂养,倪柝声用简明的话语来讲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恩赐满足群众的需要。
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基督徒十分自然地利用他们的家庭做见证的结果。当一个信徒因著生意或公务、搬家时,他的家立刻兴起祷告小组,形成另一个新的基督徒见证中心,吸引当地的居民参加。有些是从异教中出来,也有不少是从各种差会团体来的,他们进入了一种原始教会的交通中 。这些男女离弃他们的罪归向救主,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祂。每一个小核心产生自己的长老,按着新约的榜样引导他们的活动,提供各项服事。有时也可能因需求而要有更大的房子,但它的聚会地点必定是实用而非纪念性的建筑物,他们没有购地盖教堂的观念,甚至除非信徒中有圣灵的工作,为了扩大聚会地点,否则也不租房子。
这个运动也必须有“使徒”。所以全时间的工人,带着一个巡回的任务将福音传到未得之地,把教会设立在当地并造就信徒,然后他们可能向更远的地区深入,在一个新的环境中,租一个公共场所作为新的扩展之用。
这种活动包涵了两个观念:教会及工作。在倪柝声的眼光中(他自己所塑造的)工作是属于“讲台式”;教会则属于“圆桌式”。为了预先排除因著教义及个人因素所成的新分裂,教会是以地方为单位,按着地理行政区(村、镇、市),有些像老式日耳曼“教区”的制度。他们都是自足、自传及自治的。相对的,工作则为一种宽松的集中组织或交通,由倪柝声及少数弟兄行使对使徒们的顾问工作,训练他们,及在神面前负责经济的支援。当一位使徒站在任何地方教会立场时(而不是在从事广泛工作时),他要顺服当地的长老。一九三八年倪柝声打发一百二十八位“使徒”出去,从事全时间的服事。
在过去十年间,籍着他们从新约所读到的亮光与教导,应付他们所遇见的问题,整个工作结构及效果逐渐增长,他们的方法极有功效,且被认为是仅次于信徒的属灵生活及交通,然而主要的信息还是与基督的合一及见证祂拯救的大能。
这个运动的力量,是基于工作人员的素质,无论男女工人若加入这个团体是出自于个人的意愿,没有任何可获报偿的吸引。正如倪柝声所解释的,就是中国人所看到,及宣教士们长期观察所了解的,这是完全不同于外国宣教模式的运动。他们避免提供早期在教会中晋升的捷径,而是先从宣教士的仆人做起。这些使徒轻看如此光彩的奉献,虽然实际上自己也是属于某个“阶层”的基督徒,然而他们却不愿意在较有教育及智慧的中国人中自抬身价。因着上述的做法,早期阶层式领导的宣教模式终致遭到破坏。
在“小群”的聚会中,人们籍此学习认识主并更多的服事祂,有些聚会甚至以知识份子多数,例如医生、大学教职员、商人及军官等。一九三六年全国教育中心的北平聚会处的会众,几乎全是由学生组成,这些学生都是燕京、清华、北平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大学的高材生,以及卫理公会、长老会医院中受训的护士,宣教的医生提到她们说;“她们是我们中间最好的护士,她们是真材实料的。”
这时期工作扩展的情形,在国内大约有三十多个地方教会,在国外也有几个。但旁观者对他们的扩展,观感是褒贬不一。一九四零年初期在甘肃省的西北部,有一位宣道会传教士说:“这个运动愈在它的基础上往前,就愈不能分辨弟兄间无伪的爱心,及不值得称许之聚会情绪发泄。”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可以很公正地指出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带有属灵的骄傲,这种骄傲的思想,特别是在这个运动较兴旺的沿海城市的优秀分子当中。这种思想也造成“不顾一切的努力使得其他教会的信徒产生偏见,甚至也使牧师们误入歧途。”一位英国浸信会的信徒,写到陕西省的光景说:“一九四二年在西安有一群火热的年轻人,他们研读希腊文新约圣经及盖恩夫人的著作,并且离开原来的教会,成立一个较洁净称为『小群』的团体,也有再次受浸的基督徒参与其中,他们聚集『掰饼』,并在每个主日传讲神的话。他们强烈地反对宗派教会,并批评各宗派在中国所成立的教会沦为外国附属机构,却没有看见自己则是带人离开教会,建立另外一个宗派。”然而在沿海的浙江省,一些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则对于他们中间出色的教训,及基督徒真实的交通非常欣赏。对于那些与差会有关系正处于兴旺的教会,由于大量信徒进到他们中间,则产生了教会增长的问题,对他们而言,倪柝声似乎只是一个偷羊者及极危险的人物。无疑的,他成为许多宣教士身边的一根刺。
有几个福建的弟兄们,早已到海外服事,作基督的见证,一九三一年缪绍训到菲律宾;陆忠信、陈主言、王开森(译音)到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其他人也到荷属西印度。一九三七年七月,缪绍训邀请倪柝声访问马尼拉及其他地方,他在碧瑶向一百多位信徒传讲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圣灵的充满及教会实行的交通,为期共有四周。
当他再度离开上海前往新加坡时,正值日本全面侵华夺取北平,八月十四日上海爆发敌对情势时,他早已离开那儿。中国飞机攻击在黄浦江上的日本船只,两架飞机的弃弹,造成一家百货公司及邻街中国百姓极大的伤亡。当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虹口郊外建立据点时,群众从周围地区涌进租界区避难,他们在每处空地立起“稻草村”(注:难民营)。幸好上海与南方的交通还算通畅,一个月内他循此路线与他妻子相聚。他们家是位于撤退区,她与姊妹们在哈同路安全避难,虽然这儿离陆上战斗地区七宝北方还有几公里,仍可听见枪声。不久他们的财产被盗,当他们回到住处时,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其中包括他送给太太的结婚礼物――一本中文圣经。
最幸运的是他们能很快离开上海,他们绕过战区,沿长江上行抵达汉口。他在这儿尽他所能的招聚许多全时间的工人,对他们传讲一系列公开讨论的信息,正如他一月在上海时所举行的会议。在这两个场合中,他第一次放弃可他向来所强调的基督徒内在生活的题目,为要处理一些属于表面的技术问题。他开始带领会众查考哥林多前后书的真理,正如他以前看过的以弗所书一样,既然保罗写这两卷书信是被同一个灵所感,假若有人熟悉了以弗所书的真理,就不致于把哥林多前后书弄错了。他从经文中把实践的原则予以具体化及条文化,并把它们应用在当前的环境中,做为工作的指导及塑造地方教会。因为直到如今,工人们都依赖倪柝声重新整理他个人的指导,他觉得在这混乱的国家中,他需要给他们更明确的立场。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十一月他经过战区,回到已完全被日本人控制的上海,上海每间房子、舢板、帆船上都飘着太阳旗,以表明日本人正在当家,遍处都是铁丝网,沙包及拒马,生活物价飞涨,十二月首都南京落入侵略者前所未有的暴行中,国民政府开始向西迁都重庆。
这两次信息的全部内容,由速记笔录下来流传各地,立刻引起了出版的需求。籍著张作品蕙及李渊如在文字上的帮助,倪柝声也帮助预备这些信息以便即使付印,使得全国的信徒及工人能分享这两次信息的内容。一九三八年三月出版时署名为“工作的再思”。在序言中倪弟兄引用和受恩教士的话说:“神的灵只能按照神的路线工作。”事实上这本书是从经文来探讨教会生活中“神的路线”。它是从历史事件及特殊的任务身上得到启示性的申论,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倪柝声写道:“这本书所引用的真理,大都是经过逐次学习及过去几年的经历,加上因领受了更大的亮光,而作的调整。假若我们一直保持谦卑,而神向我们不断地施怜悯,相信将来我们还有更进一步的调整。”
倪柝声的一些宣教士朋友也要求发行英文版,然而他并不认为这是聪明的做法。因为他的英文名字是“守望者”,与他的职事是并不相称,似乎只会引起别人的误解。无论如何,他寻求与一些年长及智慧人的交通,并计划与伊丽沙伯•费巴及其他两位女宣教士访问欧洲,在他离去前,因着医生对他肺部的诊断为良好而大感欣喜。
他们与张品蕙一同前往香港,并与倪柝声的父母一同在此逃避战火。他们取道安可航线,于七月抵达克莱德(Clyde),他先到奇立康(Kilcreggan)
看史百克兄弟。他们至今只有信件来往,而倪柝声是他灵修杂志“见证人及见证”的忠实读者,他们很快地发现了彼此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然后他们一同往南到昆布兰的开西(Keswick Cumberland)参加每年一次深度属灵生命的聚会,在那儿他们遇见了中国内地会的女教士。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参加由中国内地会在英国的主任姚如明牧师(Rev.W.H.Aldis)所主领的一个盛大的宣教士聚会。他在战争正蹂躏中国的时期与一位日本的讲员一同坐在讲台上,给与在场每一个人心中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当轮到他带领聚会为远东祷告时,他让许多人回忆到这是三十年代中的一个启示。他给予每一个有幸参加此次聚会的人,至今仍难以忘怀的祷告。他祷告道:“主,我们确信你正掌权,我们的主耶稣正在治理,你是万有的主,没有人能摸着你的权柄。这是属灵的恶势力正在破坏你在中国及日本的权益,所以我们不为中国祷告也不为日本祷告,但我们为你的儿子在中国及日本的权益祷告。我们不责备任何人,因为他们只是你仇敌手中的工具。我们高举你的旨意。哦。主啊,求你粉碎黑暗的国度,因为逼迫教会的就是伤害你的,阿门。”在开西他曾向一些预备从事宣教的青年们讲到“一位宣教士必须具有的资格”;他从以弗所书到罗马书,讲到“主为我们的救恩所做成的工作,及主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这个题目。最有意义的乃是,在那周结束时,他参加了以“在主耶稣基督里合一”为主旨的大联合交通聚会,这些交通公开地确定了他和他的中国同工们的属灵地位,这个地位是他们早在三年前就有的。
接着倪柝声回到伦敦,来到荣橡路基督徒交通中心。他在这儿与史百克,及教会中的其他负责的弟兄们相处融洽,觉得似乎回到了家中,并暂时以次地为他的总部。笔者即在次与他有几周难忘的相处。
荣橡路的教会向主的百姓广泛开放,具有清楚的职事异象,但由于强调十字架在基督徒生活中主观的工作,容易在福音传播的颠峰时代被视为有几分消极,是基督徒活泼的见证变成过分被动,而被所谓“更高的事物”所占有。不只如此,荣橡路的教会也同倪柝声一样,因着倾向脱离传统的服事,寻求一种更原始或“属灵”方式的生活及见证而受到谴责。倪柝声因此再度拣选一种异于福音主流派的路线。
我们因着与他短暂而单独的交通,及接受他的服事,而使自己的经历大为加增。他是如此容易与人交谈,他的东方文化背景使那些生活在传统基督文化中的人,在与他讨论时感到兴奋。他在公开场合中,不论是带领晨祷或聚会讲道,他优异的英语加上动人的态度,使得听众大得享受。然而吸引会众的,仍是他直接把握住一些长久困扰基督徒生活的问题,或者把听众带到他们所规避的一些神的要求面前。并在许多基督徒所擅长的事上,当他更进一步阐释时,常是“刻划入微,一针见血”。他也表现出中国思想家的的态度,用词遣字颇为讲究,时常将大家所惯用的福音名词,重新赋予新的意义。
不只如此,他还能透视听众的光景,而且看法十分准确,这都是因为他的目标是在高举他所爱的基督。在他来到的一个月内,很灵巧且关切的指出信仰危险的地方,那就是属灵的骄傲。他温和地说,从经验中神让他看到,“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太七1)如同“你们给人,就有人给你们。”是同样的真切,两者都是神处事的原则。无怪乎三十年以后,他的讲话记录,仍然带着新鲜及令人惊奇的中肯,跃然于陈旧的笔记本中。
那时,笔者尚是一个认真的青年宣教士,正要起程前往亚洲。我和另外两位朋友与倪柝声长谈,从宣教士的经济到启示录,讲论到各种事物,这次的交谈很有价值。他自始至终从没有暗示笔者应该离开或加入某一个宣教机构。他最好的忠告,是学习如何在外国文化背景中传递主的信息,在头十年里穿上学习的甲胄(精细观察),如同在英国学习开车的人,穿起L型的金属甲胄,这种甲胄是他头一次看到并十分感兴趣的,后来我觉得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所提的十年应该无限期的延长。
当时英国正处于欧洲慕尼黑的危险中,倪柝声在英国作客。看出他们在焦急地挖掘防空洞及配发放毒面具,突然在尼维里(Neville)的张伯论宣布了所谓“我们这时代的和平”的慕尼黑协定,才使得大家松了一口气。由于他没有直接介入这场紧张关系,他体验到那种超脱及在另一个水平的感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该有像客旅及寄居者的感觉。但他也有属于自己私人的悲伤,大约这时从香港传来了一个消息,原先想要有一个孩子的张品蕙流产了。他在信上的语调表现的勇敢镇定,但他知道,她一定感觉得出这个消息对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丈夫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倪柝声也尽力写信安慰她。后来,一到她能够外出旅行时,她的婆婆就带她远行,取道河内到昆明去探访撤退的信徒。张品蕙后来再也没有怀孕,倪氏夫妇从此就没有孩子。
十月倪柝声应哥本哈跟福迪•克利斯亭(Fjord Christensen) 牧师的邀请,到丹麦的赫而辛基国际学校参加聚会,他在那里有十次一连串的信息,以“正常基督徒生活”为题,讲解罗马书第五章至第八章的内容。这些讲章,加上其他相同题目之文章补充,后来就编成了“正常基督徒生活”一书。倪柝声觉得“得胜的生活”这个词句太为那些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所滥用,事实上这种生活才是真基督徒的生活。他强调在神眼中,那些“得胜者”才是正常基督徒,其他的人都算不上正常!在他前往俄典斯(odense)途中,他用以弗所书的钥字“坐、行、站”发表了一篇著名的信息。他与许多人都发觉,他在丹麦信徒中的交通灵里大得释放。当他来英国时,他曾计划在西欧最多花四个月时间,然后在十一月去美国。然而这次的访问似乎不够完全,因为未能与史百克彻底交通他所看见“完成基督徒身体的实际方法”
当他途径挪威、德国、及瑞士抵达巴黎时,上海的同工来信要他交通完才回去。因此把他的“工作的再思”翻译成英文成为必要的事了。幸好伊丽沙伯•费巴正有空在他那儿,加上一个同工菲力斯•迪克(Phylliss N.Deck),他们三人一同工作,有两个月之久,她翻译英文,再有倪柝声删编,另外又添写了一篇序。终于在一个月间完成了手稿,他回伦敦又停留了四个月,大都以荣橡路为他的基地,在这段期间他与史百克夫妇建立了互信互助的友谊。
他在伦敦也有聚会,但不是排的满满的。他十分喜欢英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在有正式聚会之前,他会在他们之间轻松一下,跟孩子们玩玩捉迷藏,穿着蓝布大褂,屈身在柜里让孩子们看不到。有一次,他在一场聚会中,分享了一次相当有果效的讲道后,他随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到雪里哈(Snrrey Heartlands)野餐,给他们留下了“风趣盎然”的印象。他并不全然是一个“非常属灵”的弟兄,在他们家中,每次老祖母走进房子内,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表示尊敬,这事叫他感到惊讶,相反的,若有一个大人,不小心踩到一条狗,却会转身向狗道歉。在外国开车每逢下坡,他总是坚持关掉引擎,这是他在云南所养成的省油习惯。他也会带孩子们出去吃中国菜,但当他吃起英国清淡的食物时,非浇上酱油不可,所以他总是想法子弄瓶酱油以防不时之需。
这次在英国他当然能自由来往,他到诺福克(Norfolk)的雪林寻访和受恩教士在挪维棋(Norwich)时的朋友潘汤(D•M•Panon)。倪柝声向来看重他的著作,据说他为了表示对潘汤的敬意,在早餐时还为他预备了两个皮蛋(中国式的蛋)。在另一个开放兄弟会的地方教会中,他遇见了一位名叫约翰•连俊(John Laing)的营建工程师(他后来被封为男爵),他还记得倪柝声如何委婉拒绝了西方某基金会为了支援他的工作所提供的一笔奉献。然而最愉快的是,他找到了机会私下与他的老朋友查理•巴罗弟兄重聚,查理•巴罗是英伦派弟兄会中的弟兄。
一九三九年五月,在他离开英国之前,“工作的再思”英译本在伦敦出版,书名为“我们的职事”,下面印有“见证、人人见证”几个字,这本书成为当时许多人,竞相引用的文章。这段期间正是国际宣教的高峰时期,一些多年建立起来的宣教机构,如今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已有一些宣教士们,开始坦诚地面对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含糊问题,就是如何带领那些悔改的人。一些在圈子里的人认为,只有把他们带到新鲜活泼的教会中,他们的劳苦才不致徒然。他们对于倪柝声强调地方教会单向神负责,对他们而言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不但如此,他把“教会”与“工作”分开――这是从圣经演释出来的合理结论――似乎是一个有用的说法,此外书中也有其他实际能帮助的内容,例如透过清晰的思路,论到经济上的问题。
身为一个中国人,他反对西方各种过多的宗派,一窝蜂的引进中国,同情的西方读者大多赞同这个说法,但是当他严格地强调“地方性”――普遍性的一城一个教会的说法――他们就都停住了,这是经文里一种可能的推论而已,并没有别的根据,而且有一位圣经学者敏锐的指出,书信上所指出的一个城市在新约时代就有一百万的人口,包罗不至于把信寄给“在罗马的教会”。倪柝声似乎要求在数百万信徒的西方各城中,想法子缩回新约时代的人数,以便恢复新约时代的习惯。
许多人在神面前更坦诚、谦卑的用半生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一边把圣经摆在面前;一边把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因著各种更新所带来日益复杂的光景互相对照。于是他们询问前面是否有一条可容我们往前的道路?而不是在本质上,退回到小亚细亚及撒克逊英格兰“理想”的社会情况中。举例来说,他的朋友史百克,就选择了一条较强调基督奥秘“身体”的路线,即今天圣灵自由地赋予他的身体,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每一种都“见证”了她在天上的头。史百克在他那本“我们的职事”书上写到:“要了解什么是教会、众教会、教会的次序及教会的工作,就必须从神概括的观点来看,这观点就是基督。人若了解基督是在他各部肢体里及道路上,也就了解什么是教会,每一件事物都是『在基督里』。”
虽然史、倪两位彼此了解且相交颇深,但是在这特别的一点上,他们还得花一点时间才能取得同一步调。他们对于新酒的看法几乎都没有异议,但倪柝声所关切的是盛酒的皮袋,他所关注的问题,乃是如何在未来几年内,将正在茁壮发展,而无传统约束的工作,纳入一种健全属灵的形态中。然而他在西方得不着他所期望而可实践的建议,他不得不承认,对他而言,这是一段疑惑的时期,因为他所寻求的问题,各处都无法解决。
回到上海几个月以后,他写信给史百克,信上表露出一个做领袖的孤单,上面写道:“你知道,由于这里的弟兄们不够老练,我所说的虽然都好,但他们自己不能寻求认识主的心意。”提到他们之间短暂交通所产生的关系,他说:“主曾对我说,我的年纪比你轻,在同样见证上应该尊敬你为年长的弟兄,我认为这次交通给了我很实际的帮助。”事实上他们很少通信,然而在中国,无论是中国人或西方人,仍然没有出现过像史百克那样具有身量的人,在他需要时能立刻取得咨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