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兴盛
倪柝声计划经美国返国,正如他六年前所行的。但是当他前往大使馆查询时,他们提醒他,日本人正利用太平洋的一些港口做为强迫宣传的基地,以阻止一些中国人从西方回国,所以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搭乘英伦直驶黄浦。旅程经过孟买及可伦坡,在印度有短暂的停留。七月回到上海时,他发现张品蕙曾为逗留西方、有战争危机的丈夫安全挂虑,这时因他安全回来大得释放,他们因重逢而喜悦。几个月以后,他告诉一对新婚夫妇说:“婚姻像旧鞋一样,越久穿得越舒服。”
当他抵达上海时,这个繁华的城市,因遭到外国的占领,以及兴盛的商业受到战争的抑制,仍停留在老旧光景当中。瘟疫从战区穿越苏州河,渗入外国租界区,租界由于英国、法国及美国战舰的防守仍然开放,但现在挤满了困苦的难民。倪柝声戴着一顶陈旧破损的毡帽,在自己的家中出入,他遇见一种冷淡的灵,这种灵比目前日益加增的困境更为可悲。这是一种为自己争取生存而不顾羞耻的机会主义,其猖獗到一个地步,甚至有信心的人都不能免除。他在给一位朋友的断笺上写道:“我发现许多人为了保护自己,早已变得无情,甚至有些人为着自己没有感觉到周围痛苦的光景而向神赞美。至于我自己,我承认因这些痛苦相当难过,但是我倚靠主在祂国度里站住。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足以使一千颗心的人破碎呢!但我的父是神!神阿!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学会爱慕『神』这个字。”
然而当他不在时,弟兄中间出现了失和的情形,讲道的空缺则由张约翰填补,值得一提的是眼科医师俞成华的讲道。俞成华身材矮小而有优雅细致的容貌,爱好音乐,有时他用小提琴自唱自奏,他在讲道上显出有前景的恩赐,又因爱神的缘故,对主的话语相当熟练。
一九三九年十月的第一个主日早晨,倪柝声要求教会为欧洲紧张的情势祷告。他请求几位弟兄与他一同带领会众,他把自己和教会一同带到神的面前,不求别人的,只求神的旨意行在这次危机中。在这令人相当感动的时刻之后,许多人记得他的结束祷告,他说:“主啊,我们能说你的教会是为此祷告了!”
礼拜一的祷告会及主日晚间的掰饼,现在是分在城里的几个家中举行,信徒在这些家中迫切向神祈求,不让日本人闯入租界区。为了帮助信徒澄清观念,倪柝声于一九四零年初,发表了一篇谈话,讲到“不是为中国人(或英国人、美国人),而是为在基督里的男女。”教导神治理世界之主旨的祷告态度。他从波斯王古列到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指出神在世界历史的安排,都是为了祂自己的子民。他说:“因此,我们必须知道如何祷告,这种祷告必须是能使英国、德国、中国及日本的基督徒一同跪在一起,并且众人都能为所求的说『阿门』的祷告,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的祷告必定有了错误。我们可以告诉神,日本人对他的态度,但是我们也要同时告诉他,在中国的基督徒及宣教士,在态度上过于倾向美国。而上次欧战中有许多祷告是不荣耀神的。我们不要再陷入同样的错误中,教会必须能站在超越国家问题的地位上祷告说:『我们在这儿,不为中国人也不为日本人的胜利祷告,只为你所宝贵你儿子的见证祷告。』如此的祷告就不是虚空的言语。如果整个教会都如此祷告,那么战争必定很快就被神的方式解决了。”
文德里的解经课因受到场地狭小的限制,一位年老的姊妹奉献一间大建筑物及土地,价格只有市价的百分之四十,这在会中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但当众人等候通知采取行动时,弟兄们把神带领他们如何处置奉献的原则告诉她,她收回了奉献。他们将一幢古老建筑物的楼上改建成办公室,然后在巷子中再找一些招待的房间,楼下有许多支撑三个隔间的木柱(后来加增到五个隔间),加上各种凑合的修改,使它能容纳拥挤的聚会,大厅里没有暖气设备,楼板走动时发生很大的吱嘎声。
林纳克(Lena Clark)曾在这儿聚会七年,他描述一九四零年的情形。每个主日早上九点三十分,众人安静地挤在这儿,等候传讲主的话。姊妹们坐一边,弟兄们在另一边。会堂是宽形的,没有靠背的长凳挤得紧紧的,房子的两面窗户及双重大门外都坐着人,他们从扩音机听道,甚至连楼梯上也坐满了人。这儿搀杂着穷人、受教育及富有的人,有医生、工人、律师、教师与黄包车夫及厨师。在许多穿着适当的姊妹中,有不少是摩登的妇女及小姐,她们有新式发型及打扮,短袖及高叉幽雅的丝质旗袍。小孩子及狗在巷口嬉戏,汽车高分贝的喇叭声,交通秩序相当紊乱。然而每个主日早上,十字架的话语却被忠实地传讲。罪与救恩、基督里的新生命与神的永恒目标,服事与属灵益处——都毫不保留地详加陈明,讲台上供应着坚硬的干粮及简洁的挑战。
当倪柝声回来时,渴慕的群众挤住了他进出会场的入口,他穿着深蓝色的棉布大褂站在台上,以温和的态度,简单且周全的内容,及合适的比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为了说明一件事他会迅速在空中画出一张草图(事后由一位同工把它画在海报上),如果为要使某一点更明朗,他会讲一个好像发生在他身上的个人轶事为例证。他敏捷的幽默,常使会堂掀起无数的笑声。在他的聚会中决不会打瞌睡,而且从头到尾他决不偏出他的主题。他常说:“最主要的是在传讲主话语的果效。”因此每一次他总是在听众的思想及心中,留下清楚及深刻的印象。
张品蕙参加聚会,总是安静、保守且与群众保持一点距离,但是一直支持倪柝声的工作。她的姊姊张品芳(包太太),也像其他女同工,忙于做个别交通,而倪柝声的二姊倪闺贞(林太太)则奔走在城中,暗中帮助姊妹们的需要;另外高大、豪爽及稳重的汪佩真,如小鸟般灵巧娇小而温柔的李渊如则成了这聚会的陪衬。
一九四零年春天,倪柝声在聚会中以“神如何对付祂的百姓”为题,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中做了一系列深刻的讲论,特别是强调雅各的生平。他从欧洲回来后,对教会传讲更“属灵”及奥秘的语句。他第一次聚会的题目是“教会,得胜者及神永远的旨意”,接着他向信徒及同工讲到“教会,身体及奥秘”。李常受参加了这次聚会,带着属灵丰筵回到曲阜,使聚会大得富足,为了要继续与他们在一起,李常受拒绝了一次相当吸引人的美国查经训练。
这种属灵的聚会并非倪柝声的特色,他在不知不觉中,迎合了一些女宣教士的口胃,她们从西方来加入他的交通。这些姊妹与上海其他宣教机构中的宣教士们,形成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外国赞助团,有些人是辞去他们的工作而加入倪柝声工作。这样的例子成为他们中间心照宣的盼望,于是常有其他人随从他们的榜样。一九三八年在伦敦时,姚如明牧师(W•H•Aldis)对倪柝声表明:“诚心盼望你能回到上海,在那儿能使你及与你有联系的人,在跟中国内地会的服事上有更密切的交通。”这种盼望在某些局部性的事情中可能实现,但对较大范围的交通,则必定失望而毋须感到惊奇。中国内地会的各地主任及宣教士,一直小心观察倪柝声的工作,主要原因是对他有偷已得救羊群的顾虑。
宣教士申东•史提恩医生(Dr.Thoronton Stearns),被邀请加入中国弟兄中,成为教会的长老,后因没有外人与文德里交往,而难过地离开倪柝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由于少数的姊妹特别尊崇倪柝声为神人,而无异议地随从他,对她们而言,哈同路的教会不止是基督的身体在上海独特的彰显,并且“我们的弟兄”(倪柝声)是她们在中国唯一能从他身上得到神旨意的人。因为他们被神对祂儿女永远统治目标之“新教训”所吸引,认为只关心未信主之人的得救,是偏离了神永远的目标,而服事及见证、祷告及安静等候等名词很容易为“天然人所应用”。这基督身体严肃的启示,是需要天然人经受长期的考验、破碎,所以只有“静坐下来,让神做每一件事!”
如此稍嫌过分的理论,使得一些人找到藉口离开他们的宣教团体,不做任何事的坐在哈同路,无论如何这种教导的本质使他们害怕行动,免得他们“越过圣灵”的带领,于是给人造成一种麻木迟钝的印象。这种明显的光景可以看出倪柝声对外国人的影响是无效的。但是否其中也有人影响了他呢?这是尚待解决的问题吗?就某方面而言,当他面对许多西方人勇进时,他曾向史提恩透露,他担心这些从宣教团体来的“外来者”,会造成他们聚会的分裂。一九四一年两位富于理想但缺乏见闻的青年宣教士,他们立场不甚坚定,却急切地想投进倪柝声的工作时,他对他们的忠告真是合乎心理学的理论,他说:“你们目前心情上或许有一点困扰,需要有个好的假期。到海滩去,找些孩子们摔跤!”这是适时且迅速有效的处方,而这一种成熟的结论,也是相当公正的。既然哈同路的聚会,是代表没有外国人的中国基督教,所以基于某种特殊的情况,外国人不加入这个见证是值得商榷的。这些宣教士们很欣赏“地方教会”在工场的见证,他们可以在旁边尽最大的努力为教会增长代祷,自己却仍可以留在他们的职事上。
属灵的怠惰,绝不是“小群”工作上的光景。有些团体以为他们在恩典中增长,是因为他们看重查经,但是真正增长的力量,乃是他们在福音上的见证及拓展。他们藉着倪柝声新提供的一系列初信课程,对悔改的人做富有创造性的追踪,使工作得以加强,甚至福州的“福音背心”一直成为街道及乡村见证的方式。并且在文德里普及的儿童主日学工作,虽不显眼却快速地在各个家中推行,没有占用会所的空间。倪柝声卓越的福音小册,不单文字优美色彩鲜艳,而且容易分发及讨论其中内容。倪柝声藉着他自己坚毅的例子,明确地指导信徒如何向人们介绍罪人的朋友,虽然神可能赐给教会一些福音使者,指示提摩太要“做福音使者的工”,倪柝声则把这权利赋予全体会众。他的规则是,每天最少向一个人做见证,他发现了一件令他惊奇的事。在一条二十户的巷子内,有一位女佣信主,她决定开始向右邻的女仆作见证,直到巷底。她把第一个女仆带来归主后就一直继续下去,当这个故事传到他耳中时,已有六位女佣找着了救主。
虽然情形如此,上海教会最兴旺的几年,都是在激烈批评下做见证的。他们批评教会因聚会所的计划聚会变化无定;特别是聚会常根据传讲人心中的负担而临时召聚,并没有一些固定的时间。其他人则攻击倪柝声的教义,一位有名的宣教士说:“今天太多中国人转向倪柝声,认为他是一位把他们带回新约真理的教师及领袖”。他觉得需要发表文字说明,攻击倪柝声籍著“使徒”的名义,开创了“严重错误”的事工,并且控告他“拐骗众多的门徒来跟随他”。一位中国人,宣称他得到里面的启示,出版一本小册子断言倪柝声不断接受外国资金的供应,来支持他的工作,甚至攻击他在使用这项资金上不够廉洁。这一位领袖的身量,似乎是谚语所说的“若有人把头伸在众人之上,他的头迟早必被砍下。” 或者以圣经上的话:“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提后三12)
基督教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是倪柝声私下最称许的宣教团体,有一阵子他与其中一位宣教士相处融洽,后来这位宣教士令他失望,因他在杂志发表一篇指责倪柝声及其工作的文章,倪弟兄觉得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然而他自己有一套为自己辩解的哲学,他说:“如果我自认为对,而我的弟兄却判明是错的,那么弟兄所指出的错误封对我又有何益呢? 更重要的,他认为我们如何对待在主里的弟兄,主也以此对待我们,如果我们仁慈,祂也必以仁慈待我们。”(可十二17)
为此缘故,他压抑自己的感觉,从讲台上隐退,暂时溜开几个礼拜到曲阜。在曲阜有一位朋友发现他的心情极其低沉,需要在情绪上得到释放,所以向他挑战说:“你试过赞美主吗?”倪柝声说:“我试试看”。然后走到网球场,他用他那刚得痊愈的肺,集中全力吼着“哈利路亚!” 这个处方得著效果,他很快地再回到讲台上。
倪柝声有时卷起他硕长的身子,与一些同工们一起坐车出去服事,所以有些上海人给他起了一个“儿童游戏”的绰号,就像孩童整天把自己关在车房游戏一般。有一次陆忠信徒马尼拉回到上海,倪柝声正杭州分享一位青年工人的服事,这位青年工人名叫江守道,有圣经教师的恩赐,他们都认为他很有前途,不久江守道与他的妻子,被教会送往新加坡帮助工作的推展,他们在日本入侵新加坡时得以幸免逃脱。
他们也因著神对他们特别的照顾而感受到喜乐,有一天倪柝声夫妇被邀请到一位女士家中品茶,她把一个包裹交给张品蕙,令她觉得奇怪。张品蕙把它打开,发现是倪柝声给她的结婚礼物,这本圣经是日本人攻占上海时,在他们家中遗失的,原来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中国传道人,在爱尔兰的一个聚会中讲到,正当他讲道时大声说:“如果我有一本中文圣经,我就能把这一段讲解得更清楚!” 令他惊奇的是,他们竟拿出一本中文圣经。他问道:“你们怎么会有这本圣经呢?”他们说,有一位朋友的儿子,他曾在租界区的英军中当兵,有一次被某种想获取战利品的直觉所驱使,走进一间空房子拣起这本书。在书的空白页上他读到一句英文:“读此书能保护你远离罪,罪必阻挠你读此书。” 他想这本书必是一本圣经,所以把它流下作为纪念品。这位传道人看一看署名,他发现他认得这些中文名字:“品蕙存,柝声敬赠”。他要求能否送还原主,他们很快答应了。
这时倪柝声的母亲把她丈夫留在香港,自己带着大女儿闺臣(陈太太)到上海与倪柝声及张品蕙同住一阵。虽然在教会她只是一个姊妹,但是在家中她仍然以母亲的地位管理这个家。她常常出去传道,为病人祷告,向每一个人作见证,范围是从专家到鸦片鬼。但她为了与儿子保持融洽很少干预他,有时倪柝声出去探访,没有人想到为他预备些吃的,这一点略使他感到苦恼。他说到有关家谱及父母的养育,1940年7月他对同工们说:“有时我们会觉得生错了家庭!但是神决定我们该是谁的儿子。神对约瑟有特定的工作。我们希望他该有较好的兄弟,但是他却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我们整个一生不仅是由我们悔改时开始,而是从头至尾神都为我们安排好了,为要达成他最高目的。撒母耳、以赛亚、耶利米及保罗这些神人,都是神在需要他们以前早就预备好的。『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罗九:16)”。
1941年12月7日的主日,日本人攻击夏威夷的珍珠港。第二天上午八点,上海下着蒙蒙细雨,好象苍天为上海五百万百姓落泪一般,日本人击沉黄浦江上的英美炮艇,并进占国际区及法国租界。铁丝拒马阻塞在路上,汽车被征用,脚踏车变得昂贵,公共汽车停驶,食物高涨,集中于仓库的难民由于鼠疾死亡的人数急速增加,加上棺木昂贵,所以死在城里的人无法埋葬。犯罪率升高,日本人并不关心,百姓害怕激烈报复,所以不敢攻击他们。
1941年12月8日,倪柝声的父亲死于急性心脏病,一个礼拜后日本占领了该城。他父亲享年64岁,不久倪柝声到香港安排葬礼。倪文修死时已是神的一位真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