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引退
一个奋兴布道家能够自由地往前——把工作交给别人去照顾——来到神面前,这是一件有益的事。作为一个使徒的倪柝声,他需要载培教会,关心他们的建造,他的确承担了相当重的属灵责任。这几年间较重的负担,就是政治的危机及交通的破坏,但更为紧急的是,他为着那些散布全国各地忠心服事的全时间年轻工人,因缺乏固定的薪金而深感良心不安。他早期的经历曾证实神供应他实际的需要,所以他知道这是他们付代价服事神的考验。当他仔细察看其中一位经过极严格的信心试炼后,他说:“当我们流泪时,仍用手扶着犁,这就是基督徒。”所以他能向一个同事写到:“纵使教会的事务,及这世界上的事,都压在我的身上,超过我所能胜任的,但我仍然能在交托主的光景中往前。”
也有人问到如此快速扩展的工作,将近两百位全时间的工人,外加广泛的旅行,出版计划,房屋租金及购置产业,而财务的支援情况主要来源是个人的什一奉献,他们从来没有强制实施“什一”奉献,因这奉献被视为个人完全奉献给神的表征,但给的律正在教导而且仔细实行中,所以所有地方教会都能自足。但在教会与领袖之间,工作与同工之间有所区别,这些工人不需要负任何地方教会的责任。当教会有了突破性新的福音工作(比如:会所临时雇佣人员,印刷圣经及小册的开支),整个开支就无法顾到工人家庭的需要,他们可以接受教会及个别基督徒的奉献,也就是所谓的信心生活。但属灵上的商议及物资上的支持则多少靠倪柝声个人亲自照顾。将近有四十位工人实际上是由他直接负责,工作的基金自然与教会的奉献是分开处理,是由他及二、三位年长同工一起管理。
中国人对商业有一种特别的看法,神救恩的信息,也把许多成功的商人带进教会。其中有些人为了表示他们对主的爱心,丰富地供应教会扩展工作。这段期间倪柝声有一种透彻的说法,说到“玛门是不义”的事,如果埃及在神的预定中要被“败坏”,那么我们自己及钱财,都要越过神的物与世界钱财的界限,而不是只把钱财送过去就行了。为此他不反对世俗的工作,反而随从保罗对提多的指示:“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作正经事业。”“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预备所需要的,免得不结果子。”(多三8、14)
早期由于日本人占领东南沿海,使得长江流域的贸易瘫痪,许多中国商人的收入停止,因此整个财务因依靠在这些商人身上,使主的工作遭受打击。在他从海外回来不久的一次危机中,倪柝声曾两次收到从英国寄来的奉献。因着日本与美国的敌对状态,通货膨胀突进,租界区的中国商业几乎停止,任何基督徒在事业资金的周转上几乎不可能,因此,他看到许多忠心的年轻“使徒们”及他们的家属挨饿、生病及财务上的困境,而教会一般的信徒也没有比较好,他们与倪柝声都凑不出钱来帮助他们。
故此,倪柝声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转弯上,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不相称,他为这件日渐加增的经济问题感到沮丧,几个月来一直在神面前寻求解决。一九四二年年初,他采取了一个自己觉得是神带领他的步骤,但却在一些朋友心中,引起很大的问题。
他的弟弟倪怀祖是圣约翰大学的化学学士,曾在他私人的实验室中研究化学。他也在上海设立一个制造及分销药品的公司。倪家弟兄也有人参与这项工作。这个公司并不兴隆,因为怀祖只是一个教员及科学家而不是商人。倪柝声看见这儿是有些前途,因它没有军事色彩。而它能够存留的原因,是因为它应付里战时的需要。
早在一九三八年倪柝声还在伦敦时,他曾建议弟弟申请一张磺铵药剂制造的许可证。现在他想创设一个联合公司,从事制造高级的综合性药品,利用他弟弟化学师的经验,把多余的利润用在主的工作上。所以中国生物及化学实验室,便在上海胶州路九号成立。他从香港请来殷祖澜做经理,他是多年前倪柝声在牯岭疗养院向他作见证时被拒绝而年轻病人,后来籍着宋尚节的被主得着。起初,倪柝声以董事长的身份,把事情交与经理管理,自己则从旁协助监督整个事业,后来却落入穿着时髦直接参与生意商谈的工作,然后回来换便装去探望圣徒。他戴着一顶帽沿下垂的帽子遮住了他的头,使他看起来活象一介匪类。陆忠信说,有一次他跟陈主言及乐腓利到倪柝声与张品蕙所在的友华村十三号简陋的家中拜访,当他们坐在冷清挂着黑布廉子的房子中,窗户粘着防碎的纸条。他提出众人的问题说:“为什么你离开神的工作去做生意呢?”他回答道:“我只不过做保罗在哥林多及以弗所所做的。”(徒十八30,二十34)又说:“但有一些不同,因我是短时间的,我一天只花一个小时,训练公司的业务代表,其他的时间我做主的工作。”这些业务代表,也是他强迫的“众使徒”,他鼓励他们在做生意时,也为福音作见证。但在逼得紧时,他曾悲伤地说:“我像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妇人,为了经济的需要,必需出外工作。”
因着日渐加增的烦恼,他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理由,如同一个有才干的人,被平凡的事务困住,所有雄心壮志面对环境变故而受冻挨饿,他的难处正像中古世纪的一项毛病,“一种对敬虔操练的轻视,憎恶自己的职业……特别是在唱诗时,本人不合时的呵欠扰乱了诗章。”起初他难于处置这些困难,后来他在患难中坚定下来,这正可以用乔索{Chaucer』s}补救的亮光来解说:“如果想针对怠惰及其并发症下药,有一种叫坚毅的德行是最好不过了,这种德行得平凡的人,能籍着他们自己而睿智明理的意志,来从事困难及重大的任务。”
他这种新生活的方式,最初引起适合朱臣、杜中臣等四位长老的疑惑,他们心理想他是被沾污了,在他们的眼中是一个叛徒,或是换个补语认为倪柝声是一个扶着犁往后看的农夫。他们自问,像这样的人怎能传讲神的话呢?到一九四二年年底,他们要求他停止在文德里的讲道,虽然俞成华是有敏锐感觉的人,但对立刻从传道退休有点犹豫不决。倪柝声垂头丧气,不知道该做什么。当他与殷弟兄坐在一起,分享他所喜爱的福建大橘子时,他对殷弟兄说:“我真羡慕你,能够自由地在工厂做你所喜欢做的事,然后你在聚会时交通几句话,他们必然认为你是一个很热心的弟兄,没有人会怀疑你。而我呢?他们要清楚知道我二十四小时是怎样应用的,因我是一个受到注目的人。”
一般信徒对长老们所提停止倪弟兄讲道的理由,引起很多揣测,由此招致一些非常严重的说法。一些恶意的批评指出他的生意是与世人同桌吃饭,而这些人都是他过去见证所结的果子。既然负责弟兄保持沉默,他觉得他的整个见证都被人怀疑,但是许多工人需要都依靠他,所以他无法放弃他所承受的负担,在以后的两年间他们没有太与他接近。当他遭受攻击时,他回想到和受恩教士慈爱的面庞,他就不想再为自己辩解,只好接受他们的处置,就当作是从神而来的管教,神必在祂自己的路上为他伸冤。
起初张品蕙并不领会他的态度,且在生意上很努力地帮助他。有一天她听见倪柝声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继续不断的说,且声音很大。倪柝声只是听着,且偶尔回答:“是!是!谢谢你!谢谢你!”挂断后,她问说:“是谁打来的?”“是一个弟兄,他说,我做的是错的。”她问:“你都承认了吧?”他答道:“没有。”她不耐烦地高声说:“那你为什么不向他解释,而只是『谢谢』呢?”倪弟兄回答:“如果有人把倪柝声抬到天上,他仍是倪柝声。如果有人把他践踏到地狱里,他仍然是倪柝声。”神是公义的,这对他就足够了。然而更戏剧性地是那些暗地在经济上接受他帮助的一些弟兄,却公开地反对他。
一九四三年初,日本人预备在他们的拘留营(或称为平明收留中心),把一些外国人集中在一起,倪柝声尽其所能的帮助他的朋友,虽然往后日子非常艰难,他仍然变卖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照顾史提恩医生(Dr.Steans),他因为重病躺在医院里,无法与家人到集中营去,三月十六日晚上,当伊丽莎伯•费巴及菲力斯•迪克姊妹尚未进入城南的龙华集中营前,他们在小屋的四面围上红色及黑色布廉,并用一个简单的炉子做饭菜款待这两位客人,他们在简单的饮食前向神祷告,宣告祂的信实。然后两位姊妹深夜回到她们在天鹅绒巷十七号寓所时,发现钥匙放在屋里,于是正如她们有时所做的,菲力斯•迪克姊妹从屋后储藏室的窗户爬进去,当她正在爬时,突然受到撞击而跌下来,当场就死了。这位极敏捷及圣洁的宣教士,据说她死时仍然带着微笑。
倪柝声为中国生物学实验室取一个中文简名为“生化制药公司”,这个名字也巧妙地包含着药效宣传花招。他们所生产的消毒剂除红药水外,又开始制造消炎片、磺胺药剂、强力维他命及Yatren。由于新计划的需要因此占据了他的时间,这些问题是他未曾预料的。因为若是经营一个生意,那么你就不是自己的主人了。每当一样新药品第一次推出时,他们便遭受其他大公司在商业上的猜忌及致命的竞争,他们也遇到股东的埋怨及维他命注射液过敏的报告,再者家庭式的生意也是脆弱的一环,使他受人怀疑,因为他们要求对新出药品的配售权。他将组织及协调的恩赐都用在管理上,加上战时的情况使得营业困难,所以需要更仔细的经营。结果,倪柝声很少在上海。
他为了汇款给工人的事,便与怀祖一同安排,计划长期离开上海。因为日本军队向西推进攻击政府军队的据点,普通中国平民是无法越过前线,他只好籍着航空通过战线前往重庆。当时有消息传到上海说自由地区的省分有属灵的复生。重庆由于有最好的临时流亡大学,兴隆的商业及投机银行家的卷入,使她瞬时进入了二十世纪的水准。倪柝声并不计划与日本人做药品生意,他着手在这些极大需求的地区,调查改变销售网的可能性。他这个计划非常成功,不久他便与政府订了合同,使得生化制药公司成为中国主要药物进口及制造、批发的大公司之一,虽然有人在福州谣传他们缺乏经营能力,这不过是没有根据的传说。他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往返于上海及重庆的旅途上,且在重庆租了一间小屋,张品蕙也同去,她年轻的弟弟撒母耳也在四川帮助做生意。城里的聚会,也因各地逃亡到此的基督徒而加增,在江守道弟兄服事下逐渐兴旺。他跟他的妻子玛利从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逃出,经过印度抵达此地。倪柝声着手帮助一些逃亡的弟兄们,把他们安插在制药工作上,并用他那清楚有力的言辞传讲的话。一九四五年他以亚西亚七个教会的题目传讲了一连串的信息,这些信息等于是以自己的观点,籍着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强调地方教会是神的重要策略。
他在这双重的角色上表现他的才智,使他的才能有了前所未有的表现,并且乐在其中。但是他素来孱弱的体格,这时开始在他身上现出他的压力。有一阵生意上的需要太大了,以致他很少或几乎没有剩余的力量来指导圣工。一九四五年,他大姊的孩子陈终道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他每天都在重庆一家旅社与他们见面。他发现倪柝声是被世俗的挂虑所占据,几乎失去了以前所有属灵的安息,显然这正是一个改变的时刻。
同时,在上海哈同路的聚会,因为人数的减少,也有一番的努力。后来,一方面是由于失望的缘故;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参加由占领当局所发起的宗教合一运动,他们解散而到信徒家中聚会,这也是一个极佳的预防办法。日本人在城里各个区域,用拒马阻断交通,有时一个地区可能忽然关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在劫掠严重的情况下可能把它关闭几个星期,若被困在其中就无人能出来,因此造成无可言喻的痛苦。哈同路的教会也像上海其他的基督教团体,在私人住宅的聚会中存留下来,最主要原因,是那被圣灵引导的基督徒能够带领此种聚会。
八年的中日战争终于结束了。末期,日本人从汉口向南推进,想把中国切为两半,后来因为日本本土遭到严重轰炸,及美国陆军入侵的威胁,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九月九日在南京与中国签降。
由于交通不再有危险,所以倪柝声离开重庆。圣诞节期间他去到香港,不久便返回上海,但仍然没有讲道也没有与教会修复。信徒灵里需要他的帮助,却碍于有关他的谣言所混淆。有人暗示他曾误用教会款项,或说他曾与日本人合作,甚至他亲近的同工也承认,因他属世的工作感到不平安。他对一个友人说:“我已全交在神的手中。”很明显他未曾受到搅扰。
在其后几个月中,他计划从生化制药公司退出。在满足股东的要求后,他跟怀祖商议,把一大笔的利润转入工作及将来供应工人之用,其次他回到福州,位于南台岛海关港十七号的老家,这个房子正空着,有一个大花园及小房间,是训练工人的理想中心。所以在张品蕙帮助下,他们把它重新整理好,并再次为主所用。
回到倪柝声童年的环境中,他籍着禁食、祷告及读经寻求调整他的思路。在这几年的困难中,他一直没有停止读经及计划扩展福音的工作,问题是现在要从哪里着手?他需要安静下来等候,看看神如何带领往前。忠心的俞成华医生,在争论中回来讲道,于是慢慢地信徒又再回来聚会,他以“内住的基督”请求他们彼此复归和好,进展的情况相当缓慢,似乎还需要作其他的调整。
倪柝声考虑他的朋友李常受。他留在日本战线后的山东,战争的情形并不很激烈,沿海各城市聚会的人数迅速地增长,特别是李常受在曲阜的聚会,由于他靠着神的大能传讲真理,有相当显著效果。一九四六年中倪柝声从福州写信给他,把上海的需要告诉他,请他到上海来帮助。李常受得到神在他心中的印证,与家人向南迁移到南京,他从这个据点开始从事南京及上海两地的复原工作,虽然这个工作似乎有点迟了。
他的信息加强了俞医生的工作。“内住的基督”是神的百姓合一的盼望,正如他是信徒生命的源头。而李常受弟兄是一位实行家,将倪柝声仔细考察圣经所得到的教义基础,籍着他那山东人的勤奋及火热,把它轻松活泼地介绍出来。如此有了迅速的回转,几个月信心恢复了,人们再度涌向聚会,人数像滚雪球一样的增长。
李常受是位精力充沛的治理家,善于处理大群的人且具组织才干。这个恩赐正好用来解决混乱中的上海聚会。早在一九四七年会众就在分区的情形下参加聚会。增长的情形持续一年多,他们两周一次在文德里聚会,视文德里为“上海的教会”,主日早上十时传讲神的话(每月的第一个主日传福音,其他三个主日讲道)。每周三次在“家”里聚会,主日晚上分开在十五个地区的各家掰饼,礼拜二晚上祷告会,礼拜五晚上初信造就。另外礼拜三晚上在四个家有集中的福音聚会。长老们负责整个教会,但各家有一位带领的弟兄及一位姊妹,还有一位“轮值的执事”帮助他们值班及处理问题。
不久他们发现信徒喜欢更换地区聚会,所以一九四八年六月就把人们分配到各区,并劝告他们要“顺服那些治理你们的。”(来十三17)解决人们移动的事情。这时,因为人数加增,牧养的问题显得重要。一个家的人数从四十到两百不等,所以又再把它分区或分排,每排约十五人,大概都是住在同一条街或巷子中的信徒,有两位同工负责照顾排内信徒参加聚会,及他们属灵的光景。这个系统使得教会在日本统治下分散时,看出它的价值。主要是因小型聚会使得参加祷告交通的信徒更亲密,并且在强迫学习带领中,使得属灵恩赐得以成长。有一点十分可贵的,使他们没有区分弟兄或姊妹聚会,没有学生的特别聚会,也没有其他社会阶层的聚会,因为教会是不分阶层的。但有传讲恩赐的姊妹似乎产生了问题,偶尔有姊妹聚会,为这些有恩赐的姊妹安排。有一位在广州聚会的青年基督徒回忆说,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张大白布横挂在会所中间,他问这是做什么,别人告诉他因为李渊如及汪佩真姊妹来看望地方教会,她们既然不得不向弟兄传道。弟兄们只好坐在白布后面听他们的信息。
福音不只是传道人的工作,也是教会全体的工作。所有信徒都被训练成“陪谈员”,福音信息结束后,每个人与坐在旁边的人交谈,记下他的姓名及地址,问他一些问题,也让他发现,如果可能的话,在自由的情形下,带他祷告呼求主的名,有时就在这个时刻他就得救了。宣教士们看到这种光景都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礼拜五晚上,特别配合初信者的需要,向他们讲解神的话。一九四八年倪柝声基于他们的需要,提供有系统的基督徒初信课程52题,范围从因信称义到教会生活的实行原则。这些课程由上海每一小群的领袖来指导,也广泛地应用在大多数的教会中。一年的课程对于那些对主认真的人,实际上是积极性的,缺课的人要自己在家补课赶上。如果有人来寻求主的救恩,很快就能明白它所有的内涵。
由于组织活动过分的发展,使得早期灵里的自由逐渐丧失。记录卡的系统很快应用在聚会中,包括一个完整的信徒索引――有地址、职业、家庭等等,意思是说只要你没有来聚会,他们便能够很快地与你联系上。掰饼是“有限制的”,你必须经过正式介绍或戴着名条。或者你能作自己重生及爱主的见证,他们也会接纳。在过去,掰饼常是由细的察验才能被接纳。1940年倪柝声劝告一位弟兄说:“不要期望圣灵在青岛做与上海一样的事,要让他自己做工。”但不久编组的工作藉著权柄的手,加强在各工作中心点。李常受小心的否认了“组织”观念的关系,他解释:组织像一个盛水的杯子,这种安排不过是成为交通属灵的器皿,但他强调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顺服。他劝告说:“先问清楚,否则不要做任何事,因为堕落的人是照他所喜好的去行,这里是有等次及权柄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