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大尼

第十五章 归回

这是在聚会所负责的弟兄,因著倪柝声长久离开他们的服事,心里感到非常沉重。早在1946年,李常受曾向上海的长老质问说:“你们是否在灵里决定开除他呢?并且开除的结果如何?你们能否说这是带来生命呢?” 他们忧伤地回答:“不是的。” 同工之间感到良心内疚,从1947年4月他们中间一位同工的谈话,可以知道他们正耐心地找出一条挽回的道路。他说:“倪弟兄的事,真是我们的致命伤,也不知道结果要如何,控告他与敌人合作的事完全是没有根据,并且他们所说的也没有根据事实。这是撒但的工作,更证明我们自己灵性的低落,盼望我们都能学到功课。反对他回到我们中间的因素正逐渐消除,并且欢迎他回来的意愿正在增长,许多在上海的弟兄不断地到他家去拜访,希望藉著这种交通,众人的心再次联络在一起,可以清除一切的阻拦。我们正等候那一刻的到来。”
有两位基督徒商人应倪柝声的要求,接替他在制药公司的责任,四月他得以抽身再前往福州,临走前他表示已预备好随时回到上海的教会。福建及各处的宣教士多数已再回到他们的岗位,集合他们失散的羊群,但外国工作人员比以前少。宣教团体仍然拥有在城东鼓岭山上的度假房屋,其中两栋由石头砌成,靠海边那面有挡风围墙的大平房要出售,倪柝声便买来作为长期训练男女工人的中心。
1947年夏天,有一小群工人从福建、浙江及其他各地(包括从香港来的老同学魏光喜),他们在此参加他密集课程的学习。倪柝声在起初的十次信息,是回到他的属灵起点上,讲“十字架”信息的基本原则。这篇名为“灵的释放”的文章传阅很广,其中提到“破碎”是释放属灵能力的一个条件,并以耶稣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十二24)为印证。他们建立了一个合适的根基作为新的开始。在上海的一所新设立的国立大学,一场为刚得救学生所举办的聚会中,神大大地使用他。在福州有人为他租下美国差会(American Mission)的大礼拜堂,无数的群众从周围各处涌来,要听这位从前是31学院的学生讲道。神似乎在祂仆人传福音的见证上加上了新的印记。
这是李常受仍集中照顾上海及南京教会,到了年底他在繁忙中抽空探访处于饥荒之南部各省的地方教会,并于1948年2月结束了他在福州的一连串聚会。这些工作告一段落,他与一些同工包括汪佩真姊妹,一起到南台海关巷的倪柝声家中商谈。自从中日战争后各地的工作缺乏照顾,李常受关心各处工作的虚弱及孤立,他充分印证了倪柝声的训练计划,也讨论到他在日本占领的北方所发展出来革新的传福音方法。
当时山东沿海城市的教会,在二十年间有极大的增长。李常受已拟订了一项移民传福音的计划(这些想法可能是他想出来的。诚然,为了人口及商业的缘故,中国一直是在移民,北方穿过长城到东北,西到新疆,东南进入南海)。山东的代表弟兄说:“现在我们在沿海有相当多的聚会,我们在遥远的地区支持一些孤单的拓荒者,这种方式是不切实际,也得不偿失的。我们可以把一群离开曲阜,移居到福音末传之地的信徒,组织成为一个自立的经济团体,让他们在那儿成为基督徒生活及见证的中心。”
他从使徒行传中发现了先例:“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尤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是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徒八1~4)又说:“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讲道,传讲主耶稣。”(徒十一19、20)弟兄们说:“现在我们尚未遇见这中逼迫,但即使没有逼迫我们仍能效法他们的榜样出去。”
李常受研究了这个问题,小心地计划出各种细节。一群经过挑战的家庭,包括个人光景及各种适当的职业及专长――园丁、鞋匠、教师、护士、理发匠――为著他们的将来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理发匠的职业最受欢迎,因他们装备简单,最容易有作见证的机会。)教会供给这些奉献的人旅费,及抵达目的地后三个月的生活费,盼望三个月后他们能在新的地区自立。
回溯到1943年春天,有两个团体离开曲阜教会,一组有三十个家庭,他们进入东北;另一组有七十个家庭,移向西方的市镇,他们经过山西沿包头铁路,进入远在长城外的绥远省。这两个团体都遭遇到极大的艰难,计划没有完全成功,并且因著这个计划,一九四三年五月李赏受被日方视为有间谍活动嫌疑,在鞭打及“水牢”中经过一个月严厉的考问。无疑地从这次移民尝试中,结出了真实属灵的果子。一九四四年十月,一位在汕头聚会的宋姓弟兄写信给上海俞成华医生,这封信是从黄河上游的一个市镇寄来,信中提到他们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以七个弟兄三位姊妹为核心而开始聚会,然后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九日他们为六位初信的男士施浸。信上说:“我们室内没有地方为他们施浸,但他们都急着要遵守主的命令而不能等待。所以只有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就是打破黄河二尺厚的冰来受浸,当时气候相当的冷,有一天突然暖和了二十度,我们在河旁架起活动帐棚,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被冻倒及生病。”三月二日他们举行第二次房门,这次比较困难,因为冰下没有水,他们不得不沿河而下找到一个较深的地方。这次也没有人生病,且有极大的喜乐,在信的结尾还附上鼓动上海信徒的几句话。这是在许多籍着这种方法,设立福音见证中心,新生命发芽的一个例子。
一九四八年二月在福州倪柝声的家中,他们讨论把这些经验用于李常受在南部所见混乱光景中。李常受则建议不是把它应用在像广东及福音这么大的地区,而是籍着集体的努力可否把福音传在像福州这样的中心点上?
倪柝声同意这种做法。他指出耶路撒冷不过是一个中心,神的方法是把他的工作集中在这里,拯救灵魂,建立教会,然后打发人们去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传福音。他说:“一九三七年我们在汉口看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门从安提阿出发是对的,但是使徒行传不是从 十三章开始,而是从第一章开始。这几年我们的失败,是我们没有按照耶路撒冷的原则建立起工作的结构,我们必须集中同工的力量来服事中心各点,直到地方教会完全建立起来,然后把整体移到其他区域——除非神兴起逼迫把他们分散到各地。”
这一点新的亮光照亮他们全体。李常受说,他们都来到倪柝声那儿,恢复以往的交通,神籍他给弟兄更多的亮光。正如他们早期看到教会是严格地一城一个地方教会,现在这种广泛的福音移民原则,使他们的工作也得着更新。这可能意味着:“使徒们”或工人们个别冒险的结束。李常受说:“现在我们同工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决定以福州为我们的耶路撒冷,为起点的地方。”几位各地地方教会的领袖们聚集在福州天民路,他们在三月三日召聚了全体弟兄姊妹,李常受说:“他们正式交出教会由我们同工接受,事奉及教会在福州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叙述令人惊奇,它与倪柝声早期坚持地方教会是完全不受使徒们(是指工人)的管制完全背道而驰。从这点事实,使人们觉得这个运动,是朝着较严谨的权柄主义发展,不亚于国外的教会。一般而论,这个做法可能是福州的长老们主动发起的,这是在停止倪柝声二十四年的交通之后,一种表示宽大及恢复关系的行动。
李常受从上海的长老那儿,带来了调停的任务。四月倪柝声受邀主领哈同路的一个聚会。当他到达那儿发现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位工人,及三十几位长老和上海教会的人在等候他,其中还包括一些从山东来的,他们对共产党仇视基督徒的信仰十分清楚。
倪柝声先与文德里的长老们到一边去,在神面前完全承认他过去几年来自己的失败,因着这次他们之间调停的交通,使他们昔日的情谊恢复过来。倪柝声再度受欢迎回到同工的中间,进入一个崭新的光景。某种圣品阶级在他们的高阶层中被建立起来,藉着一排椅子的坐位来表示他们前后的等次,而第一个坐位无异议的都是为他保留。这一点,从一方面可以看见可能是他们对倪柝声信任的态度,但是事实上“顺服权柄”的口号,却成为许多人此后在工作上极大的捆扰。这件事似乎与他过去教训及工作的特征大相径庭,以致有人猜想很可能是倪柝声改变观念所发起,要不然就是在他灵性软弱时,被那些热心的人所影响。
这时他们已预备好再献上自己,而众人所关心的事工,就是与神合作进军中国内地的服事。倪柝声把他心中所计划的概要告诉他们:“当神藉着逼迫把百姓分散出去,那时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约有好几千人,那是一种不断往外的移民运动。”
“但是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时,在耶路撒冷仍有同样数目的信徒。我们不能保持静止,必须往外,以便有空处为着别人,因为移出多少也必须加增多少。今天中国有四亿五千万的百姓,但只有一百多万的基督徒。如果所有的基督徒接受同样的训练,然后打发他们出去,我们就必看见教会在各处传福音,而不是等候逼迫来时再出去。不论有否逼迫,我们都必须往前,因为我们许多人大半生的时间都已过去了,剩下的时间必须走直线的道路。如果我们不忠心,主必定拣选别人走这条路,但最少还得延迟另一个二十年。我们必须为神节省这二十年。”他特别强调以西北未闻福音地区为第一优先。他结论道:“我相信在短期内整个中国必能被福音征服,让我们为此献上自己。”
当他向许多长久等候要听他讲道的人传信息时,他们拥挤在教会中,倪柝声向他们传讲信息中的一点,就是耶稣所说的话:“神的物归给神”(可十二17)这次有了爆炸性的回应,最主要的有许多长久听道的男女转向了救主,一个月内将近有两百多位初信者受浸加入教会。聚会的地方本来只能容纳四百人,现在有一千五百人来聚会就显得相当拥挤,有人坐在楼梯上、房子后面的客厅或站在走廊上,因此购地建筑较大会所的计划正急促地进行。
众人知道倪柝声已经把整个生化制药公司交给教会,在感动的潮流下,人们急切地把自己献给神,为着扩展神的工作,许多人开始把或多或少的现金倒进教会的奉献箱中,其他人则把东西摆上做为奉献。当时由于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加速混乱,有许多人从世界及世界的路上醒悟过来,因此把他们的整个事业,如:印刷工厂、墨水工厂等等全然交出来,彻底的奉献为教会所用。基督徒如此奉献财物,在中国是尚未见过的。这件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曾再次提到它的效果,但也可能引起滥用,譬如家中的人未能采取一致行动时。“交出给神”的口号带着复兴的炽热,从沿海的一个城市传到另一个城市,重新奉献为主耶稣生活,带来了许多属灵的祝福。
捆扰的是如后教会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无可比拟的物质财产上,他们开始支配更多的基金及经营商业(甚至生化制药公司不但没有很快地卖掉,反而由教会继续保有),曾有一段时间,“资本主义”成为毁谤他们的名词,因缺乏慈善委员会管理的观念,持有这些财产便立刻引起人们的猜忌,这种理想上的改革运动,似乎因着错误构想的发展,使他们成为共产党现成的盘中餐。
这时再度开办福州同工训练课。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一百多位青年同工从不同城市集会在这青绿幽静的鼓岭山上。缪绍训及吴仁杰从马尼拉来,陆忠信从新加坡来,他们都是从海外邀请来的同工,一位有二十年服事经验的姊妹贝特蒂(Joy Bette Teridge)也来参加训练。藉着成都张撒母耳的介绍,他们欢迎两位正要前往西藏边境的青年拓荒者乔菲布罗(Geoffrey Bull)及乔治•巴特森(George Patterson)加入他们的行列。四月倪柝声写信给一位在西方的朋友:“我想中国是需要宣教士,但是他们要成为属灵的祝福之先,必须学习顺服地方教会,及成为地方教会的一员。这里的弟兄们都学习尊重基督是身体的元首,并停止走单独的道路,我也盼望从海外来的弟兄也能如此。我们几乎被各地的祝福『忙坏』了,所以请你尽量打发多余的人来。”
鼓岭山的森林盆地比涌泉山的佛教僧院还高,具有闽江河广大的视界,可从罗星塔泊地看到大海,是一个理想的灵修地点,有一群人在这儿安置下来,接受长期的训练。倪柝声与张品蕙有幢属于他们自己的小茅屋,周围满了花丛,他在那儿等候神,并整理他引退及比较安静的那几年所累积的思潮。他在这几个月中的信息非常多,包括一个基督徒工人性格各方面的题目,如:神话语的职事,属灵权柄的原则,疾病问题,初信造就五十二题,地方教会事务,广传福音的新准则及如何读经等等。起初每个主日,陆忠信要长途跋涉,辛苦地走下可以眺望青绿稻田、红棕色村庄及福州古老的黑色城墙,回到南台地方教会去掰饼。最后他找到倪柝声,虽然倪柝声这时显然还不能确定陆忠信是否与这群聚集同工们同心,陆忠信诚恳地向他保证,要他同意他们在鼓岭山顶村庄中的小祷告会堂中掰饼,而这个村庄位于许多梯田中间。
当倪柝声向培训工人传讲时,他的话好像是长久积压下的水门突然打开而奔放一般。他把手放在背后,走上走下地从他心里说出每一句话,讲完后便发出一些问题,他的答案是宝贵的,绝不含糊而常是率直地切中问题核心。每个早晨有一段时间留给各人做见证,每一位工人可以讲半个小时,随后其他人被邀请发表他们的评论,最后倪柝声把各点做总结。整个训练课程相当紧迫,因为国家未来的政治情形尚未确知。五月分他在上海新出版的杂志――“战事”第一辑的刊物上写道:“这些日子的危机,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牯岭的训练计划就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冬季的几个月暂停训练,是要参加在哈同路工人们的研讨会。
倪柝声虽在这种极严肃的光景中仍在文德里传讲信息,每次进入会场他都发现人们正在等候着。教会多数的时间都用在祷告上,祈求神管理这个局势,使福音的门仍能开着。他自己已与同工及长老私下交通时告诉他们,他经过长期的祷告,他里面确信未来局势政权将会转移,他自己仍要留在上海。他曾读过马克思及恩格尔的书籍,确信共产党的态度绝对与日本人完全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下,基督徒的见证更为困难,教会可能面临全面禁止,再没有机会自由服事主。但他个人的呼召是继续在中国服事,把福音带给中国的同胞,政府可以撤退,但神的教会不能撤退。他向少数同工说:“当年长的倒下去,你们年轻的一辈必须要继续往前。”他又说假若环境逼着人们逃亡海外,李常受应该与他的家人预备出去,把福音传给分散各处的中国人。李常受同意在主面前持守这个计划。然后训练团体回到福州,在牯岭继续他们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