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大尼

第十六章 一致的拣选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八路军进入未经抵抗的北平。四月,军队集结于长江三公里泥泞的北岸。将近五十万的国军部队面对他们布阵与南岸,有强大的海军及空军支援。但是四月二十日毛泽东及朱德下令渡江攻击南方,由舢舨、浮筏及浮传船所组成的船队渡河时,几乎未遭遇到任何抵抗。而将近三十年的南方首都南京,由于情势所迫而失守。
倪柝声早已从福州打电报,指示李常受及其家属从上海到台湾的新工场,他也打发张品蕙与一些姊妹们到香港。陆忠信到新加坡,缪绍训及吴仁杰到马尼拉。由于共军南进非常迅速,几乎在一天之内占据了三个城市,于是决定停止牯岭的训练课程。工人们下到福州,从北方来的则飞越过即将沦陷的城镇,回到他们的聚会所。李常受从上海回台北以前,先到福州报告上海的情形。他说台北仁爱路四十五号新盖的会所已经完工,可坐四千人;初信造就五十二课正在排印。这时经济极度困难,但聚会满有生命,他们在新的道路上见证了神的信实。
五月,上海明显快要解放,倪柝声知道他必须回上海。五月二十五日共军进入上海,有一段时间,倪柝声继续主持教会每周的查经及工人聚会,并帮助处理各种事务或需要,他自己也拔出时间另作新的学习。他早已熟悉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概要,深知它的反宗教本质,他与城内几位信主、至今仍为秘密共产党员有所谓“朋友”的关系。其中有一个是张品蕙的十六叔,他跟他们住得很近,他多次找这人谈话,要知道共党对宗教团体将来的计划如何。他已预见执政当局必要干预一般信徒的生活及行为,而且看见中国共产党必定敌视教会的全国性福音工作。
解放后的两年多正是所谓的蜜月期,共产党员暗地观察基督徒,察看领袖们的影响力及恩赐,以便预定他们将来不同的命运。张品蕙的叔叔曾热心应许要帮助倪柝声,个人保证若他留在上海,必不遭麻烦且无所惧怕。倪柝声可能像许多人般被这些共党官员欺骗,认为他们是讲理的人,可以藉着智慧的手腕与他们打交道。
……
在这几个礼拜中,倪柝声有机会到台湾鼓励李常受,少数同工随他前往,许多逃难的人们因着住处及工作都极度困难而沮丧。但是倪柝声在几天以内召聚几百人一起聚会,这些人成为台湾教会新的核心,在李常受带领下逐渐茁壮。虽然倪柝声的身体非常疲惫且遭遇许多反对,他仍到香港在九龙半岛的钻石山与张品蕙相会。
他于一九五零年年初回到上海,二月六日左右,上海受到以台湾为基地的国军空军严重的轰炸,发电厂被击中,这时灯光、电力、饮水处于严格的管制。当他于五月间再次到香港后,举行了一连串的青年聚会,在这已衰退的地方教会中,复兴已经开始,他安排两位性情不同的弟兄魏光禧及陈则信在一起同工,且帮助他们在九龙天文台道,寻得一块地成为教会新的聚会场所。
一九五零年五月,李常受来香港,报告台湾工作的进展,并且告诉他,应该自己回到台湾,继续这个工作。六月,李常受在临走前,曾尽力试图劝阻他不要回上海,倪柝声申辩说:“但是弟兄,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把教会建造起来,我现在能够丢下他们不管么?使徒们在这种情形下,不是仍留在耶路撒冷么?”按照李常受所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山东人民公社所做的,他们重新考虑最近所拟定的福音广传计划,他们讨论到可能以基督徒共同生活成一个看得见的教会,以消除共产党的猜疑,确保工作得以继续。但在最后一个晚上,李常受再次提出他对倪柝声的建议,他说:“如果你回去,这就完了。”倪柝声这时接到上海长老打来的一封电报,说到他们有许多问题,请他早一点回去解决。这时汪佩真在场,她支持上海长老的请求。她提醒他们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诗二十九10)尽管李常受再次把他拉到一旁,竭力劝阻,但倪柝声大声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如果房子塌下来,我的孩子还在里面,我必定把它支撑住,即使要我的命也不顾惜。”
这时从他的出生地汕头传来消息,他的母亲林和平蒙召进入荣耀。这件是也没有影响他的决定,他请他的大姊安排葬礼,而他自己则回到北方。他回去一方面阻止了他原先所赞成信徒逃往香港的行动;另一方面也处理了由弟兄们所管理的制药公司,李常受是该公司的主管,最后他们同意把公司转让给一个来自东北的公司。
当他回到上海后,他叫张品蕙也回来,不久便对同工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弗五16)他承认过去浪费了机会而让它失去。他说:“没有一个神的仆人会满足于他现有的成就,如果他以现有的为满足,他将是一个失去机会的人。我信神现在所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神每天都给我们许多机会,而机会的总数谁能计算呢?今天是一九五零年七月七日,爱惜光阴是抓住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教会埋没一个恩赐是种严重的损失。我们以为南阳路会所刚刚完工,我们就可以一辈子安定下来么?我们传道使一、二十个灵魂得救就认为很好了吗?如果主所要的是我们一天得着一千个灵魂,那岂不是已有九百多个灵魂失丧了!当神要往前时,我们也当如此。当门稍微打开时,我们要赶快进去,因为机会总是不等我们的。”他建议全体信徒在各方面皆向前,例如山东的“耶稣家庭”之信徒,因着共同生活的原则,就目前的危局,必须去与他们交通。他说:“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功课,因为他们实行凡物公用,这方面他们走在我们前面;但是关于教会真理,无疑的,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如果这真是神所赐的机会,我们最好不要错过它。”
倪柝声似乎相信,罗马书十三章的原则,与新的政权做某种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而这个合作则视宗教自由所能得到保障之情形而定,因此聚会所各教会分发单张,要信徒不要逃亡而为了主的缘故留在大陆。他们预备放弃物质享受,成为好基督徒及好公民,诚意地与执政者合作,配合从事公共建设,例如修筑马路及灌溉工程等。只有一件事,他们决不违反圣经,也不否认他们的主。
这个工作起初很好,但基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倪柝声早已对他们警告过,这种初期的印象是虚假的。共产主义的政策是依据事物、时间及地点三个条件,当任何一个条件改变时,政策可能就会改变,所以态度可能在一夕之间完全改变……。
在上海,南阳路的聚会便是明显的例子,三、四千人主日早上的敬拜聚会,转眼可能成为斗争会。这种情形再度突显分散各处福音的需要,一些自愿的小群变卖他们的财产,拔起他们的老根,迁往人口稀少的江西,在那儿他们建立起农业垦囤区从事开荒。他们建筑简单的泥屋,成立一种互助的共同生活,个人有充足灵修时间,而晚间以团体属灵教导为原则。
此后,他们非常热衷于这种行动,特别是有一些共产党员归主,他们想:“我们的日子终于来到。”但是七月份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成为法律。在第二年及往后日子,当城里的人稍微有一阵喘息时间,农村就掀起了人们公审地主及富农的群众大会(有时执死刑)。所有的工作一律停止,全国的教会这时全部关闭。迁移的基督徒也不能免除参加再教育、门争大会,及面对编造曲解他们迁居动机的文章。同时他们也发现,共党对他们实行“耶稣家庭”仍不能免除对他们的猜疑。
有位河南的宣教士描述了当时的情行,他们在会众分散后,前往遣送地点时,受到新近迁来的一位“小群”弟兄的照顾。他不顾危险点一盏破旧的灯来聚会(他们能够替他找到一个较好的气灯)。警察前来告诉他:“你们不能再聚会了,”他回答说,“你知道!我们不得不聚会啊,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来十25)警察说:“假若你们一定要聚会,我们能否参加呢?”他说:“当然可以!”
另一位在浙江的宣教士写到她离开不久之前的情形。她说“『小群』的影响遍及各地,他们开始了一种新而有力的福音工作,在中国大陆这是一项伟大的行动,因它根本没有接受到任何外国宣教士的协助。神难道不是在这种时刻预备他们成为器皿么?小群是一种紧密的连结,又是谦逊及可塑性的组织,其肢体既是本地人具有深的属灵程度,且拥有宣教士的热情。”一年多以后她接到一封信,提到有关镇里各宗派基督徒联合的可行性,她评论道:“在『小群』信徒的带领下合一,可能是应付目前困境的最好办法。”
在一九四九年间,大多数的宣教士因著福音的异象,试图继续留在他们的前哨地点,盼望能在新的政权下,继续他们见证的工作,而一九五○年五月周恩来与上海青年会吴耀宗为首的三位自由派新教领袖,深夜在北平进行一连串的共党形式会议。吴某在过去十年间,曾是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目的要拟定一项新教的“教会公报”,周某以这个新的基督徒运动的领袖及发起人自居,他的行事在各方面均显出虚伪玩弄之能事。所谓“中国基督徒在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程”之宣言,就是要求教会在一切行动上,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支配,而与“政府改革计划”合作是获得宗教自由的代价,事实上等于帮助周恩来命令解散外国宣教士,及拒绝外国经援。就如燕京大学宣教领袖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曾做过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因此共党将所有的宣教士都视为帝国主义者。
周某命令这个会议成立“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的筹备委员会,目的是使教会能达到自治、自养、自传,而“自”字正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意思。这个运动是应宗教事务局而设立,其归属于北平无神论之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之下。它的口号是“爱国家,爱教会”,极力避免冒犯神的名。它的定期刊物“天风”杂志,不久就成为官方刊物,最终它成为全国唯一“基督徒通讯”的出版机构。
往后几个月,教会开展了全国性的签名运动,赞成周恩来所批准的“教会公报”,从十二月二十三日报纸上的报道,很清楚地看见将来宣教士的工作必受到极严格限制,不移交是不可能的。实际来说他们的存在必定成为中国教会的被迫加入三自运动的一个难题,再一九五一年内,几乎所有的宣教士全部撤出,这些宣教士是在中日战后,怀着极大盼望而来。一百多年来外国信徒及中国人的联系就这样突然、无情地中断了。
不少宣教士经过上海或在城中等候出境许可时,参加了南阳路的聚会,当他们离开时,灵里得到饱足,福音的热情再次受到鼓舞,也因着倪柝声个人的见证而感动,并得到他解经上的帮助。有一位访客说到:“所有基督徒的服事在某方面都有他的助益,但倪柝声的帮助是完全的!”大约这时,赖恩融(Leslie T.Lyall)邀请倪柝声到他上海寓所与几位中国内地会的同工商讨未来的工作。有关他们在被迫离去前这段时间内如何工作?他回答说:“请为我们翻译一些很实在的圣经注释,例如丁•阿弗(Dean Aifod)等的著作,我们太少这类的书,我们非常需要它,当你们再回来时,是以教会教导的长者身份,而不是以传福音的身份。因为传福音工作将是中国信徒的任务。”
此时,有一位中国牧师到南阳会所听倪柝声讲道,他用一个礼拜讲解罗马书一章1节,他说:“他每晚讲论一种不同的主题,但是当你把它们都聚集在一起时,却是一篇既长且完整的信息,这真是太奇妙了。”
一九五一年元月一日他在教会讲了一篇新年的信息,讲到“五饼两鱼”的神迹(可六35-44,约六1-14)与神的祝福,其要义是值得记录的。他说:
“一切的服事是基于神的祝福。我们可能设想周全并且非常殷勤,也可能相信祂的大能并向祂祷告,并付诸实行。但若缺乏神的祝福,那么我们所有的设想、殷勤、信心及祷告都要落空。而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有了错误,甚至遇到绝望的环境,只要神的祝福,它仍将是一个多结果子的工作。”
“试看这神迹的饼及鱼,关键不在乎手中东西的性质,而在乎那祝福的手。迟早我们会认识,问题不在乎我们的财富及恩赐,人只有从主的祝福得到祂的供应。有一天我们的财富、能力、劳苦、信心都要宣告无效。未来会极度沮丧的原因,将仅限于我们自己产生不能胜任的感觉。”
“这个功课是不易学习的,许多人的盼望并没有专注在主的祝福上,而是自己手中少数的饼。我们手中所有的是少得可怜,但我们仍旧看重它,我们越看重我们的工作就越困难。弟兄姊妹们,神迹是出于神的祝福,只有把饼交出来,它们才能增多。祝福使几千人得饱足,当祝福不来时,连『二百多便士的饼』也不足供应他们。我们要停止问说:『我们多少饼呢?』不需要做假,也不需要欺骗,不需要人的智慧及闪烁的言词,我们必须信靠及等候神的祝福。我们应当时常发现这个祝福,甚至当我们把事情搞坏时。一点点的祝福会带我们越过许多的困难。”
“什么是『祝福』呢?祝福是神的工作,而我们无法核计祂的工作。举例来说,你能计算一便士能买到的东西,但如果你没有付出你的钱,而神给你一万便士的东西,那么你就没有基准来计算它。五个饼给五千人吃饱还剩下十二篮的零碎,这就是祝福。当你工作的果效超过你恩赐的比例时,这就是祝福。或者另一个极端,当你认为失败,你的劳苦没有果效时,事实上仍有一些果子,这就是祝福。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只盼望得到可以相称的果效,但是祝福就是远超过于我们相称的事物,这不止是工作的因素与结果,因为当我们计算我们所摆上的,只是成为神工作的拦阻时,这工作就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心专注于祝福的主身上,我们就会发现,事情的转变超过自己的能力,基于超过我们所想的。”
“我的结论是要过『一个蒙神赐福的生活』,也就是基督徒正常的生活,蒙神赐福的工作,是根据我们正常的工作。『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玛三10)今天是一九五一年的开始,而在上海,这句话仍是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