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大尼

第十七章 陷阱

两年来上海的街道上,充满了游行工人,学生举著纸旗和红绸布的标语。人们在许多的毛泽东照片前,随着鼓声的节奏喊口号,并且旋转摇摆地跳扭秧舞。然而在小街及巷弄内,严格的组织正在进行中。街坊组织起革命委员会,不断从事对工作场所及家庭的检查,人们也彼此监视著;个人隐私被受过教条灌输的狂热干部所侵犯,也有秘密警察 潜伏其中,随时准备通报市府正规警察。而所谓的“打虎”,就是搜寻及摧毁掠夺百姓财富的邪恶资本家。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基督徒实在需要高度的信心及勇气。
倪柝声在一九五一年年初的信中提到职事的扩展,及有许多事务令他挂心。从四月十六至十八日总理周恩来召集一百八十一个教会的领袖开会,为要缓和突然切断海外财源的恐慌。十二月一项公告命令所有接受外援资助的机构,登记款项来源、数量及他们使用情况的详细报告,倪柝声奉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代表“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团体。事实上,倪柝声曾接受宣教士们的奉献及海外对福音工作的捐赠,当局并没有把他们列入“帝国主义的工具”,他是受中共当局邀请,奉命参加为着交换经验。
上海的聚会一直在“极不正常的”情形下继续著,所有的同工正努力把握时机。四月二十七日是黑色的礼拜六,上海当局逮捕了成千的知识分子及其他人,接着便是作家的思想改造。被捕者中间有极少的基督徒,并且“有些同工被监禁,为主受苦,但大多数还很平安。只是众人都在试炼中。”
五月二日“天风”杂志刊出一篇文章,鼓动全国的基督教会参加控诉大会,强烈要求全体会众参加自我批评及改造,口号是“多多宣传,彻底批评”,只有如此才有资格加入三自革新教会。他们必须公开攻击及清除隐藏在他们中间及领导阶层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随从”。有些团体中的领袖被指名出来,其他则要他们自己去调查。青年会的刘干事发表了一篇名叫“如何举行一次成功的控诉集会”的文章,他引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为例,鼓励基督徒克服他们的习惯,参加非宗教性的政治集会,并从集会有所学习。他说:“很多基督徒持守『超越政治』的老观念,我们必须召开控诉会来教育每一个人。举行一次成功的门争会是每个教会重要的工作,藉此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
为了起带头作用,三自运动教会在六月十日礼拜天,发起了一此大规模公开攻击宣教士的集会,地点在上海跑马场。他们事先仔细拣选“控诉者”,带头的基督教团体向成群的教友发表演讲。这次经过预先演习的讲词充分显出对宣教士个人及以前同工们的愤慨及憎恨。整个活动设计不但要使宣教国家丢脸,最终目的还要使基督教没有尊严,因此任何一个没有参加集会的基督徒都被严格注意。这种运动使基督徒在无情的逼迫中相互攻击,并给不参与运动的教会带来灾祸。“天风”杂志更在八月十一日声言,从五月以来曾举行过六十三次控诉大会,基督教会并因此调整活动范围,使他们能适应新的社会。所谓“三自运动”的最终意义是接受政府的控制,财政依靠政府,在政府的意思下增长。从七月的信函报道中说:“聚会正处严重试炼的情况中,特别是倪柝声组织下的弟兄们。”报告中又说,倪柝声再次生病躺在床上。
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强制执行所谓高度成就的“道德洁净计划”目的在消除犯罪、淫乱及各种腐败,呼吁人民及官员以他们个人的名义,达成共党所要求的全国性清除宣教士个人诡诈的行为,但采用的方法不是运用法律条文而是广泛的说服。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人民政府制定了两项道德改造运动,并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中推行至全国,“三反”――反对腐败、浪费及官僚作风,“五反”――反对贿赂、逃税、偷窃政府财务、赝品及在商场上为了个人投机而偷取贸易机密。贴大字报的人 ,在各地召集群众公开悔改与认罪,因着不分青红皂白的控诉及伪告,产生许多突发的自杀,这个运动不过是未来一连串事件的开端,而且似有继续漫延之势。倪柝声由于把生化制药公司转让给其他有能力的商人而被注意,同时因着政府怀疑而命令调查公司的帐簿及税捐。
十月三十日基督教三自会的官方定期刊物“天风”杂志,发表出一位署名南京小群教会信徒的文章,他写到:“为了揭发祠堂巷教会(南京)的秘密组织及黑暗的工作,我以一个属于祠堂巷教会的信徒来说,起初我认为它是最属灵的教会,直到经过三自革新运动的教导后,我看清它实在是一个卑鄙的场所。我曾被它长期蒙蔽,但今天我站在爱国家和爱教会的立场,以公正的气愤来揭发它所自认的『属灵』。为隐匿他们反革命本质,祠堂巷的负责人坚持并强调她是一个『地方教会』,事实上她完全被蒙骗了。它从起初就隶属于上海教会,并而由倪柝声严格的控制着。它是一个超全国性的组织系统,全国共有四百七十个教会的秘密系统,上海是倪柝声的行政基地,由上海直接管辖设立在大城市的『中心教会』,比如北平、汉口、汕头、福州等地。倪柝声以超越了教会教会的范围在暗中、神秘地控制了这些教会,为了他个人权柄的统治,他散布反革命毒素,支配教会信徒的思想,他无耻地自称为『神的使徒』!”
一些同工见此,正观望倪柝声将要采取何种自卫行动时,倪柝声回想神在他生命中的四次熬炼:一九二四年在福州被赶出教会及随后的复兴;他在重病中面临成为名布道家或藉地方教会追求基督徒见证这种较不受人注意的工作间两难的抉择;中日战争期间从服事上退出及再回来时属灵的丰盛;及这次对他个人的攻击。而这次攻击是包含以前各次的内容,无疑每个批评都有一些事实,他曾自忖为何要伸冤呢?每次主的责备及打击,岂不是带来更多的造就及属灵的结果么?
这时共党干部参加南阳路的聚会,试图在教会讲台中,挑起他们自己的控诉会,最后于一九五二年年初,在三自会总部的强劲压力下,有两位三自会的代表在一次聚集中向信徒演讲。他们在演说中控告教会领袖们帝国主义的行为,结果只带来一阵静默抗拒,无人发言支持,最后突然有人勇敢地站起来说:“难道保罗不是为基督看万事为有损地么?我们是否应该为基督的缘故,视伟大的人民政府为粪土呢?”这时一位安排在会中的干部站起来,喊着说:“倪柝声命令妇女们在祷告时蒙头,这不是专制么?”他们原先计划来煽动会众,但反而使控制者招到相反果效,弟兄们接着盘问这个外来的发言者。三自会的讲员站起来宣告说:“显然你们是不想自我改造,不接受此重训练,我要倪柝声自己负责你们的再教育。”
所有在教会中的人,都看出他们正遭到怎样的逼迫。无疑地三自会兜销员遭遇了一次挫折,但他们仍等待机会。倪柝声在经过与张品蕙、同工及长老商量后,决定专心于一件事上,就是为信徒预备圣经资料。李渊如姊妹及她的助理们,帮助记录他所给的资料,举例来说,他向一群青年们讲到如何证明神的存在。也有其他一些实用的题目,如基督的公义及智慧,神为信的人所显出的荣耀及神统治的大能。但事情发展并不如他们所安排的,因为这时新政府命令他离开上海,财政问题、特别是药厂的生意,教会为此而受到牵累,需要他亲自到东北负责处理。所以在面对生死关头他们努力争取时机,他们从白昼工作至夜晚,每天只睡两个钟头,详述及记录神的话语,直到三月。
由于政府下了最后通牒,无法再拖延。他给基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留下一句劝告的话,并说:“告诉香港的弟兄们,叫他们解散所有教会的有关企业。”他忧愁地离开张品蕙,带着极深的忧愁前往哈尔滨,直到一九五六年一月他被起诉,这次是信徒最后一次听见他的事。
一九五二年十月当他五十岁时,他在东北被公安局逮捕,初次询问可能是在哈尔滨或北平,他被指控是一个非法的资本主义“老虎”,犯了五反运动中五种破坏商业的行为。他被警告要为生化公司付上一百七十二亿元的罚款(旧国币约值一亿五千万美金)。他既不承认这种不公正的控诉,也没有钱来付这笔罚款,所以被关在牢中,公司也因此被政府没收。
起初监狱的情形非常地严酷,除了对身体重刑(也可能有)外,还包括胁迫、稀少食物、剥夺睡眠、虫害及持续不断地消耗身体的耐力,当然他的圣经起初就被没收,并且禁止与任何外人通讯。
他们曾允许他恢复基督教的公开地位,如果他愿意带领他无数地跟从者,在三自革新教会内,与中央人民政府合作。根据其他人在这个时期的经验,他在这项要求下,将有一连串再教育的强烈攻击会临到他,使他神经衰弱地放弃自由意志,成为默然顺从国家至上地精神狂。从许多资料中显出共党思想改造的方法,是运用轮流替换长期审问,政治性的演讲,无情监视人仔细刻意的检查,或是在他的牢室中,派住已经悔悟及悔改的“学习同伴”,以及参加尖酸刻薄的团体门争会。由于神能力的保守,他的心思并未被改变,也没吐出任何自白,足以成为他们的把柄。而他定然被迫书写或改写他生平中无尽的细节,从这些资料中,他“犯罪”的资料便一点一滴的被搜集起来,而且他要面对这些经过在麻木思想下所编造起来的“证据”对质。
这些情形早已有了许多先例。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他们向监禁中的魏以撒逼迫,并从他口中取得了一项招供,这也是他们企图要从倪柝声身上得到的。魏以撒是本地真耶稣教会创始人的儿子,他带领了这个庞大的团体依附了政府的步调。同一年耶稣家庭他们共同生活的成功遭到嫉妒,而乡村背景也有其弱点的地方,他们被迫在两者间择其一,不是强迫解散,就是以间谍行为、反革命活动及淫乱生活等“罪行”名义罢黜他们的领袖。共党不能容忍在中国还有一个“黑暗的核心”,以他们眼中认为是错误的理由做任何事。在本土性运动的领袖中,若找不着有关“帝国主义”的证据,就必被控上其他的罪行。这正是倪柝声所遭遇的命运。
由于倪柝声离开了信徒们,三自革新会的代表暂时放低了栅栏。各地“小群”聚会的长老得到一个无条件的保证,假若他们加入三自教会的主流,“正如溪流,当它愈往前流,它就愈清晰及宽广。”他们被告知:“门仍是开着,我们伸初友谊的手,希望有一天能合一的同居”。因为无法联系倪柝声,又没有较属灵的人可以商讨,所以他们一个个轮流地被逮捕,不久他们大多数为着这样的行动后悔。
例如,早在一九五一年的武汉城里,“小群”的会众已加入三自革新运动,顺从所指示的“学习”课程。后来他们中间有一位传道人何广涛,带领他们再度出来。面对警察的控诉,他曾说:“我们退出这个运动,纯粹是为着信仰的缘故,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长老们拒绝接受电影票,及其他从宗教事务局发下来的学习资料,对派到教会报告政府宗教政策的官员予以冷漠的接待,许多其他地方教会曾跟随他们的榜样。一九五四年何弟兄召集全国中心地区各地传道人在武汉开会,鼓励他们凭信心带领会众从三自爱国运动中独立,也为那些尚未退出的教会祷告。在倪柝声被捕的四年中,许多教会在此种情况下再次寻得他们属灵的道路。一九五五年上海教会也退出这个运动,他们因此为自己带来了凶猛的怒潮。
然而在南阳路的工作,某些方面仍继续有进展,带来了影响及能力。敬拜的聚会继续维持下去,甚至有一两年新年期间举行特别福音聚会。由于多数人的生活未能确定,所以个人见证的机会比以往大为增加。福音书房的工作也继续进行,有许多书刊出版,大多数是不具名的文章,但可以认出来是倪柝声的解经资料。
一九五二年春天所以学生被迫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导,然而在两所学院中有显著的基督徒觉醒,许多学生重生。这次复兴带来持续几年的夏令及冬令聚会,并以南阳会所作为聚会场所。在上海的每所大学内兴起了许多新的基督徒团契,据说连政治学院也不例外,学生们进餐时的谢饭成为辨认基督徒的方法。两三人在公开场所不低头伪装谈话的祷告,使他们不致被察觉。利用每周政治教育四十五分钟休息的机会,躲开干部们的监视,举行一次人数较多的急促聚会。有些以前靠祷告簿祷告的学生,他们甘冒失去前途的危险大声祷告。虽然教会普遍都在压力之下,但学生复兴的光景传遍了全中国。
一九五五年七月人民日报公开攻击北平基要派地神仆王明道弟兄,这位名叫但以理的弟兄受到学生们相当的爱戴,他教会的信徒十分之九是学生。十月以前一次对他个人攻击的控诉会曾引起了一个“反对逼迫王明道运动”的反击,他所出的杂志“灵粮季刊”,始终忠于圣经,仍然继续出刊,并有广泛的影响力。倪柝声曾大大称赞他是一位属神的人,但没有时间去他的教会,并比喻他的教会为“半路凉亭”(路旁凉亭),是旅途休憩之地而非终点。
王明道曾坚决地拒绝所有三自革新会的提议,并且从共党的立场来看,很难对一位从来没有服事,或组织任何团体的传道人,加上任何控诉的“罪名”,所以只能从他个人基督徒的见证中,找到涉及政治上的问题。他们从他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出版的“要为我们的信仰站住”的小册子中找到了这些资料,八月八日他被捕的事件成为众所公知的事,一些从前支持他的人想藉控告他叛逆,企图从共党那儿得着好处。藉着把他囚禁及强迫“认罪”等方式,使一个众所瞩目的基督徒终于被消除了。此时视野出现晴朗,因为主要风暴快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