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拟订福音的战略
杜嘉德律己极为严格,对凡事都有周详的计划,随时准备将自己的智力与体力发挥到极致,不敢有丝毫的荒废。在厦门的日子里,他经常不畏寒暑外出旅行布道,有时乘看月夜赶路,动辄数十里。即使在回国休假的期间,他为了将“厦英大辞典”付印,每天至少仍有八小时花在它上面。对于与他一起工作的宣教士们而言,他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领袖。
一八七七年的五月间,来华的宣教土们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不分宗派的福音会议,由于他们的国籍绝大部份属于英美两国,所以大会的主席即由英籍与美籍的宣教士各一人共同担任。杜嘉德获选为英籍主席,与美籍主席孙罗伯(Robert Nelson)两人轮流主持大会的进行。
他也在大会中宣读了一篇题目长得惊人的论文:“目前在中国传福音的方式不当,有待各差会进一步努力与更有系统之合作,以便使福音能够遍传中国。”(The Inadequacy of the Present Means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and the necessity for greater effort and more systematic cooper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different societies,so as to occupy the Whole field。)
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单是四万万的人口就足够说明中国是一个最富挑战性的福音工场。同时他希望宣教士们以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为殷鉴,不要再成为缺乏训练与计划的乌合之众,更不可互相嫉妒与倾轧。
他把中国当时的行政区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包括福建、浙江、广东的中部、东部与江苏的南部,这些地方已有许多差会建立福音的据点,新的差会不宜来此发展;第二级包括东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的西部、江苏的北部、山东与直隶,这些地方的福音工作虽已开始,却未普遍,新的差会可以考虑来此发展;第三级包括蒙古、湖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广西与云南,这些地方的福音工作根本尚末开始,最适于新来的差会加以尝试。
这位在中国的福音战略家还在论文中建议各差会划分福音的“势力范围”,以免有任何角落被忽略,也可避免因重复而浪费人力与物力。这是多么可喜的野心啊!
此外杜嘉德还强调来华宣教士的素质必须是第一流的,因为中国具有古老而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人也是非基督教世界中最精明、最勤奋、教化最深、能力最强的民族。他的这些想法,又是多么令我们这些身为中国人的基督徒引以为荣而又深觉任重道远啊!
大会有感于中国的需要太大,选出一个由二十一人组成的委员会,写信给西方的教会,呼吁他们对这片广大的福音工场提供更多的人力与物力。杜嘉德也列名在委员会之中,而且从文字的语气上看来,这封重要的文件可能就是由他执笔起草的。信上有这么一段动人的话:
“在中国的许多福音战场上,我们都必须孤军奋战。除了孤军之外,我们也都已准备被过量的工作所吞没。事实上我们之中有不少人已经承担了过量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中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健康大受损害,甚至英年早逝。”
怎料到两个月以后,“英年早逝”竟然成为他自已的写照呢?当大会进行闭幕礼拜时,杜嘉德建议十年后再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同时很感慨的说;“谁也不知道那时侯我们中间还有多少人能够出席参加呢?”对他自已而言,这句话又不幸而言中了。